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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發展遭遇資源環境約束瓶頸的形勢下，專家們表示，京津滬應充分利用科技、人才、資金等優勢，率先啓動符合資源消費特大型城市特點的“節約型社會發展戰略”，在全國發揮表率作用。
記者日前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研究所副所長齊建國、美國環保協會首席經濟學家杜丹德博士、上海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綜合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唐憶文和上海科技成果轉化促進會諮詢部副主任唐益齡。他們認爲，節約型社會是指將節約的理念貫穿於生產、流通、消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從根本上改變“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在保證人民羣衆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改善和提高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以儘可能小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成本，獲得儘可能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相對於國內其他地區而言，京津滬一方面資源短缺壓力特別巨大，另一方面則基本具備了建立和發展節約型社會的客觀條件。三地的產業集中度高，門類較全，易於形成規模效益，具備工業區域或園區內建立循環網絡的條件；技術水平領先，可獲得先進科研成果的支撐；擁有大批優秀技術和管理人才；信息聚集，能及時掌握相關產業和技術發展應用的動態；資金投入能力強，政府有能力對諸如固體廢棄物處理等公益項目進行財政支持；市民環境意識較強。
專家認爲，京津滬啓動節約型社會發展戰略可從以下四個層面加以構建和推進：
——建立節約型產業結構和生態型消費結構
目前京津滬的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均處於支柱地位，其能源消費始終佔據絕對比重。從資源制約的角度來看，京津滬的產業發展必須進行結構性的調整，建立以現代服務業、先進製造業爲主體的資源節約型產業框架。以知識密集的金融、信息、商貿、旅遊、會展，和技術密集的電子信息、裝備製造、汽車、新材料等環境友好型產業，替代資源密集型產業，形成適合京津滬資源匱乏城市特點的產業結構。同時，調整產品結構，高能耗行業要以高端基礎性材料爲突破重點，提高產品附加值。作爲拉動三地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京津滬的消費市場規模龐大，且對周邊地區有較強的示範和輻射效應。因此，要構建節約型社會，就必須率先將高消費、高消耗的“物質享受第一型”消費模式轉變爲適度的、可持續的“生態型”消費模式。通過觀念創新和技術創新，實現“高消費、低消耗、低污染”的有機統一。
——實現資源節約技術研發強、轉化快、應用廣
現代意義上的資源節約技術，不是傳統社會樸素和低水平的物質回收利用，其核心應是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爲原則的先進技術。資源節約技術能夠給建立節約型社會提供強大支撐。在工業領域，依靠技術進步能夠使單位產品能耗降低20%至30%。京津滬科研技術力量雄厚，但當前資源節約技術在轉化和應用領域普遍滯後。如，北京的科技創新能力居全國領先地位，可工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低於工業總產值的增長速度，這表明科技成果未能在當地有效轉化，科技成果產業化能力相對較弱。針對這一狀況，京津滬應重點加強資源節約技術的孵化和培育，構築技術研究開發平臺和技術轉化中介服務平臺，儘量縮短相關技術應用研究的中試環節，促進技術成果產業化，使科技在建立節約型社會中的作用達到最大化。
——確立資源節約的“尺子”和資源管理的“鞭子”
建立節約型社會不可能自然形成，必須要靠政府的推進和指導。對於京津滬三地而言，科學的資源節約評價體系和資源綜合利用管理體系亟待儘快建立。上世紀90年代初，上海市政府曾強勢推動建立針對行業和企業的資源節約評價體系，並將節能降耗與行業、企業負責人的政績測評考覈緊密結合，結果各項用能指標逐年大幅下降。而近年來，由於考覈監管和節約教育有所放鬆，指令性降耗指標逐步取消，上海的能源和電力消費彈性係數雙雙出現反彈。確立衡量資源節約的“尺子”和強化資源管理的“鞭子”，是當務之急。京津滬三地應儘快創建科學的資源節約評價體系，對資源消耗量大的重點企業實行資源利用公示，並與各級政府職能部門、行業主管部門幹部和企業法人的政績測評考覈結合起來。同時，通過完善地方性法規和行政規章等方式，在公共建築、交通、高耗能產品等重點領域設置強制標準，進一步增強執法力度。
——引導社會公衆重視節約、樂於節約、善於節約
除了政府和企業，社會公衆是建立節約型社會的三大主體之一。公衆的節約意識與節約技能，則是衡量節約型社會建設實際成效的一項重要指標。京津滬三地的經濟發展和教育、生活水平較高，公衆的環境意識也相對較強，但這些城市不少市民的資源節約意識和知識仍然欠缺。京津滬在建立節約型社會過程中，應大力普及資源節約的知識，向公衆傳授資源節約的技能和技巧。在中小學基礎教育的教材和輔助資料中，增加有關保護資源與合理、節約利用資源的內容。同時，通過建立有效的經濟激勵機制，引導公衆購買和使用資源節約型產品，在日常生活中自覺採取節水、節電、節氣等節約措施。
據悉，目前京津滬三地政府已分別着手製訂了“節約型社會發展綱要”“循環經濟白皮書”等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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