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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之後，中央文件中越來越多地使用了階層一詞
7月中旬,關於階層的話題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10日在成都市召開的“和諧社會論壇”上,專家強調指出,當代中國已經形成了由十大階層組成的社會階層結構。
2001年，當“十大社會階層”的話題剛被提出時，曾經引起震動，而不久前，新華社全文發表了胡錦濤2月19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社科院與中共成都市委共同舉辦的這次論壇格外引人注目。
極具隱喻的階層地圖
7月14日正午是修路民工老王和同伴們的午休時間。他們在北京陶然亭路的街邊席地而臥，頭頂上是刺眼的太陽，面前是塵土飛揚的工地。
老王今年36歲，入行20年，是資深的修路民工，“一天賺80元，每月結賬。新手的話，大約是40元左右一天。”老王說。“我們都住朝陽公園那邊，平房，有牀，一個房間240元。還好，還好。”白白的牙齒在黝黑的臉上極其顯眼。
沿這條路往西走是菜市口大街，從菜市口大街向南，可以來到北京有名的“上訪村”。如果向北走，可以到西單，那裏是高樓大廈與五光十色的商業廣告牌組成的現代都市場景，白領、金領、粉領出沒頻繁。
這是城市地圖隱喻性的一角。而在上述極具隱喻性的地圖上，這十大階層都有分佈。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表明，目前中國已存在十大社會階層，其中“中間階層”佔20%左右，“中低階層”仍占人口的大部分。“該大的沒有大起來，該小的沒有小下去。這意味着社會結構的不合理不穩定，是當前中國諸多社會問題的結構性原因。”
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課題組組長陸學藝在7月12日的“和諧社會論壇”中指出，“和諧社會需要合理的社會階層結構”。
缺乏階層認同是現實
國家民政部救災救濟司一位科級幹部看到這一消息時立即對照自己，“我原來以爲是第一層‘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但再往下看，這一階層是指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中，行使行政職權的領導幹部。我再往下找，發現自己最適合的是第五階層，辦事人員階層。”
按照階層劃分來看，辦事員階層是指協助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的領導處理日常事務的專職業務人員。而他擔心自己如果不小心工作會被拋向社會底層，他說，他周圍的人對階層劃分都很有興趣。
“傳統中國社會有很強的平均概念，少有中國人願意露富，或是承認自己屬於上流。而平均化的社會是不存在的。適當的社會差別能促進社會發展。”上海市社科院社會發展研究院院長盧漢龍表示，“無須恐慌階層差別。”
25歲的張小姐在一家知名外企從事公關工作，父母都是外交官。但是張對這些學者進行的劃分有不同的看法，“僅僅是淺薄的社會表象，真正所謂階層不應該這麼定義，這十種階層劃分只能說明社會上存在的工作種類，而有關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理財觀念，都沒有涉及。”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社會學家龔維斌在接受《望東方週刊》採訪時稱：“目前我國處於社會變革時期，人羣之間的區別已經出現，並且日益明顯。同時，這一切又處在劇烈變化中，人們對自己的自我設定也在不斷變化。大家對階層身份還缺少認同感。”
階層極不穩定
按照中國社科院研究者的劃分，根據職業狀況，以及所佔據的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當前社會存在着十個不同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以及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人員階層。
所謂“社會上層”包括了第一、二、三、四類中的小部分人：比如院士級別的高級知識分子，資產過億的私營企業主，CEO級的高級職業經理人，大型國有企業高管，以及副部級以上幹部等等。這些人大約佔社會總人口的1%左右。
第五、第六類，以及一至四類中除了社會上層的那部分人，構成了我們現存的中間階層，即所謂中產階層，目前約佔總人口的20%，並以每年1%的速度遞增。
第七、八、九、十則構成了社會的中低層。這佔據了中國人口的大部分。這些人所佔有的組織資源幾乎爲零，經濟條件較差，文化水平較低。其中農業勞動者階層佔社會總人口的42.9%。
龔維斌分析道，形成這一社會結構，既與中國目前市場經濟不完善有關，也與一些具體政策有關。比如城鄉二元體制，造成城鄉差距加大，戶籍制度限制人口正常流動；“農民就是農民，工人就是工人，但中國卻有農民工。這羣人不能在城市安居樂業，造成了很大的社會不穩定因素。”龔維斌說。
“我們需要平衡各階層間的利益關係。現在是拿的多的太多，拿的少的太少。”陸學藝說，“比如近幾年，知識分子叫苦的少了。但是農民、產業工人的收入卻相對減少了。有些人甚至失去了土地與工作。他們沒有分享到經濟發展的好處，這是不公平的。”
陸學藝在接受《望東方週刊》採訪時稱，“需要通過推進戶籍、就業、人事、社會保障等改革，調整城鄉、區域和就業結構，使農業勞動者階層逐漸縮小，社會中間階層的規模逐漸擴大，引導培育形成一個合理的開放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才能爲構建和諧社會打下堅實基礎。”
需清理階級社會遺留弊端
中國社會結構的傳統表述是“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即農民階級，工人階級與知識分子階層。20世紀80年代之後，關於社會階層的討論，逐漸進入學術領域。
“當時是改革初期，重提階級會引起一些人的反感。”
隨着經濟結構的變動，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大家都意識到舊的階級論不太適合中國實際。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對已發生巨大變化的中國社會結構做出較爲科學的劃分，這是制定和實施正確的社會政策的依據。”陸學藝表示。
“2001年之後，中央文件中越來越多地使用了階層一詞。”陸學藝說。
尤其是胡錦濤“2·19”講話第一次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與社會建設一併提出，明確要求加強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研究。
2005年2月21日,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的講話中強調:“要加強對社會結構發展變化的調查研究,深入認識和分析階層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人口結構、就業結構、社會組織結構等方面情況的發展變化和發展趨勢,以利於深入認識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條件下我國社會發展的特點和規律，更好地推進社會建設和管理。”
觀察人士認爲，中國在走向合理階層社會時，需要清理階級鬥爭時代留下的，已經不爲現代社會所接受的東西，比如更應該注重個人權利的保護，注重人權的維護，擯棄政府萬能的意識，需要建立服務型政府等。
用教育彌合階層鴻溝
“事實上，階層差別總是客觀存在的，這並不可怕。關鍵是階層之間能否公平合理地流動。”龔維斌說。
就中國而言，目前促進階層流動的最大動力是教育。其他促進流動的方法還包括就業和收入分配。而後兩者又與教育息息相關。
“教育不公平就是最大的不公平，”龔維斌與盧漢龍不約而同地表示，“階層鴻溝的彌合首先要保證教育公平。”
“當我看到農村的孩子不能享受義務教育，看到城鎮的孩子要支付擇校費才能上好學校，都感到非常痛心。高等教育錄取方面也存在着很大問題，擁有優勢教育資源的大城市卻能比邊遠的省份享有低得多的錄取分數線。我國目前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上存在着不平等。”龔維斌說。
“我們要保證的是，每個人都有均等的機會去改變自己的命運，實現自己希望的生活方式。”盧漢龍說。
專家指出,在進入2005年後,中國高層對公平問題的強調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胡錦濤總書記“2·19”講話已經勾畫出今後中國的社會政策走向,必將極大地促進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合理演變。-
社會階層劃分的由來
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課題組，着手系統調研社會階層。
2001年7月1日，江澤民在慶祝建黨八十週年大會講話中表示：“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應該正確反映並有利於妥善處理各種利益關係，都應認真考慮和兼顧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羣衆的利益。”這是“階層”一詞首次在中央文件中得以表達。
2001年底，歷時3年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報告》出版。在這一報告中，社科院課題組的專家們首次提出了十大社會階層的劃分，並引起巨大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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