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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並沒有作出激化矛盾的事，因爲我們是在沒有爭議的海域開採油氣資源
7月18日，寧波大地驕陽似火，儘管“海棠”颱風已逐漸逼近閩浙，但微風絲毫不能減弱酷熱的淫威。
北侖區春曉鎮的灘塗上，不少工人正在一座拔地而起的巨型現代化油氣加工廠勞作，揮汗如雨。一位工人說：他心裏在計算，還有多少天能回到河南老家。
這座工廠龐大的身軀分外引人注目，方圓幾公里內都可以一覽無餘。
2004年10月21日，《瞭望東方週刊》記者第一次來到該基地時，工地上還只是堆放着一些成套設備，但大半年之後，這座工廠已基本成型。這座巨型加工廠全名叫東海春曉天然氣處理廠，它正是處於中日爭議漩渦中的東海油氣田子項目——春曉氣田的陸上基地。
7月14日，春曉油氣田被日本單方面命名爲“白樺”。據韓國聯合通訊社引述報道，日本經濟產業省將在其主張的所謂“專屬經濟區”對華警戒線附近的由中國開發的春曉氣田，命名爲“白樺”、而將“斷橋”和“冷泉”分別命名爲“楠”和“桔梗”。
同一天下午，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中川昭一舉行緊急記者會，正式宣佈批准帝國石油公司在東海海域的中國專屬經濟區試開採石油天然氣。這是日本政府首次認可日本企業在中國的專屬經濟區開採中國石油天然氣資源。
原本已稍有緩和的中日東海問題，由於日本的單方面行動而陡然緊張。
日本的錯誤做法，立即遭到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強烈抗議。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崔天凱7月15日緊急約見日本駐華使館公使渥美千尋，指出日方的這一行爲是對中國主權權益的嚴重挑釁和侵犯，也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有關規定。中方對此表示強烈抗議。
中國民衆也紛紛通過網絡等形式，表示對日本單方面激化東海問題的強烈不滿。
春曉氣田陸上基地目擊
事實上，東海油氣田的勘探與開採，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成爲中國媒體的熱門話題。但釀成中日兩國的重要爭端，其實完全是日本媒體的炒作結果。
2004年6月，日本的幾家主要媒體忽然對中日兩國的東海分界線以及油氣資源開發問題進行炒作，聲稱發現中國方面在離爭議地區很近的海面上建設鑽井臺，準備開發一個叫“春曉”的天然氣田。由此，中日東海油田之爭拉開序幕。
在爭端開始不久的2004年10月21日，《瞭望東方週刊》記者就曾來到了春曉氣田陸上基地——寧波市北侖區春曉鎮採訪。
從寧波市乘車到30公里之外的北侖，在北侖坐中巴車經過20公里盤山公路之後，就來到了春曉鎮(原三山鄉)。從春曉鎮出發，穿過大片的橘林、稻田、黃花梨基地和一個大規模的鹽田之後，就到了位於海岸灘塗上的春曉油氣田開發陸上終端建設工地。
這座基地面朝海洋，背靠羣山，灘塗縱深有數千米。
走進建設工地，記者看到不但工地上的主要建築已搭起了框架，連建築的基本結構也已成形，天然氣處理廠的主要設備已開始安裝。好幾個氣庫也已在建設中。整個建築工地有上百名建設者在施工。幾十臺工程車進進出出。該建設工程的施工方是中原石油勘探局工程建設總公司，監理方是大港油田監理公司。
一位正在現場施工的沒有透露姓名的工程人員告訴《瞭望東方週刊》，“現在放在工地上的許多設備都是從國外進口的。”
這個工程是春曉油氣田的天然氣處理廠，和海堤就隔了一條護堤河。天然氣就是從海里的管道通向處理廠，然後由處理廠，把天然氣送到寧波等長三角城市。
建築工地的門口有一大塊工程項目的說明牌，說明牌顯示，該工程的全名爲“春曉氣田羣開發建設項目陸上終端生產區建設工程”，工程佔地面積爲24.3萬平方米，設計的產能是25億立方米天然氣，開工時間爲2004年4月8日，竣工時間爲2005年5月28日。建設單位是中海石油有限公司春曉氣田羣開發建設項目組。
毫無根據的傳言
2005年7月14日，原本已稍爲平息的中日東海問題，由於日本單方面的行動而陡然升級。
而在這之前，一些境外網站紛紛傳出一些關於春曉油氣田的“新聞”，主要內容有“陸上基地戒備森嚴”、“建設工程擾民”、“不計成本，加快施工，以圖提前竣工”等等。
2005年7月18日，《瞭望東方週刊》記者再次來到了春曉氣田施工現場，發現境外網站的所謂“新聞”，毫無事實根據。
在陸上基地建設現場，一個現代化巨型油氣加工廠已基本成形。在通往天然氣廠的路上，時常可見不少打包回家的工人三五成羣地走着。工人們告訴《瞭望東方週刊》，“工程已處於掃尾階段，所以絕大多數工人可以回家了。”
走到工廠門口，先前的施工進度牌早已不見，取而代之的是天然氣廠的大門，除了中海油和中石化的LOGO外，“東海春曉天然氣處理廠”的企業名也很醒目。走進大門之後，就是兩棟三層白黃相間的小樓，頗爲別緻。辦公小樓外，兩面中海油公司旗和中石化旗，簇擁着五星紅旗，迎風飄揚。走過辦公區，就可以看到兩個巨大的綠色圓柱狀罐，綠罐之後，則是兩排乳白色巨型球形罐，旁邊則有兩個稍小的白色球形罐。再往工廠裏面走，則是已組裝完畢的成套設備。
廠區裏尚有不少工人在打掃清理，按照他們的說法，工程已接近完工，但何時正式能通氣加工，還是未知數。新華社的報道說該工程將於10月完工。
2004年《寧波日報》的報道中說，春曉油氣田將在2005年5月輸氣給寧波市。《瞭望東方週刊》記者第一次來到該基地採訪時，看到的項目公示牌上的完工日期是2005年5月28日。很明顯，該工程不是在“不計成本，爭取提前竣工”，而是比預定完工時間晚了。
所謂的“戒備森嚴”，更是無稽之談。《瞭望東方週刊》記者在廠區內外，都沒有看到任何執法或武裝人員，進入廠區只需向門衛通報一聲。連當地普通村民，進出工程區也十分方便。
春曉是寧波北侖的重要西瓜生產基地。《瞭望東方週刊》記者7月18、19日來到廠區附近時，正值當地西瓜掃尾之時，在廠區附近有數千畝瓜地，三三兩兩的大卡車，都停在工程區附近的水泥路上，一天運銷的西瓜達數十噸。工程區的工人和當地村民關係十分融洽，有工人幫村民推人力車，也有村民送工人瓜吃，不少當地老人還喜歡和外來工人用並不擅長的普通話交流。很顯然，境外網站所謂的“工程擾民”也是謠言。
日本居心何在
7月14日，日本正式批准帝國石油公司獲得東海石油勘探試開採權。這家冠名爲“帝國”的石油公司，其歷史與背景頗爲意味深長。
帝國石油公司是日本最早的石油能源資源開發公司。帝國石油公司口號就是：帝國石油公司的歷史就是日本石油的歷史。
帝國石油公司的成立背景，就是二戰時期的殖民侵略。1941年，美國開始禁止出口航空汽油，日本軍方迫於形勢的需要，將與石油有關的勘測隊伍和人員全部予以徵用，把他們派往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和打拉根，希望在東南亞地區找到自己能控制的石油來源。爲了進一步強化日本的能源開發，日本政府根據《帝國石油株式會社法》，將各公司的石油礦業部門進行整合，成立了一家“國策企業”——帝國石油公司，其目的就是爲了確保日本戰時的能源需求，確保日本陸海空三軍的“能源命脈”。戰爭期間，正是這家公司，爲日本法西斯軍隊提供了主要的石油能源，用於太平洋戰爭與侵略中國等用途。
“二戰”結束後，《帝國石油株式會社法》於1950年被廢止，帝國石油公司隨即以“民間企業”的身份出現，但實際上其“官制開發”的色彩相當濃厚。
帝國石油公司在二戰結束後，特別是上個世紀90年代起，悄然啓動了“全球搶油”計劃，截至今年，帝國石油公司已經成功地在亞非拉美洲安營紮寨，介入了當地的石油開採。
值得注意的是，帝國石油公司除了出現在東海石油爭端外，還很早就介入了南海油氣爭端。據遼寧《半島晨報》報道，早在1978年7月，日本就與越南達成協議，就南海海底石油開發進行合作，與相關國家簽訂了石油勘探與開發的合同。從帝國石油公司的網站上能看到，2004年10月，帝國石油公司成功地與越南合資開發油氣田。
日本批准帝國石油公司這樣一傢俱有“二戰歷史淵源、爲日本侵略軍提供主要能源”的石油公司，在中日有爭議的海域試開採油氣資源，居心何在呢？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金熙德告訴《瞭望東方週刊》，“東海油氣田問題本來就是因日本媒體炒作而成爲熱點問題，這次日本單方面批准在有爭議海域試開採油氣資源，完全是激化矛盾之舉。”
外交學院教授周永生則認爲，日本之所以在東海油氣問題上屢屢表現強硬態度，和日本極度缺乏能源有關，也和小泉政府的政治策略有關。“小泉執政的重要‘亮點’，在日本人看來，就是其強硬的國際政策姿態，讓日本人覺得他是個‘英雄’，從海洋劃界問題上。釣魚島問題上，都表現出小泉繼續強硬作秀的特點。”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黃大慧博士則還考慮到了技術問題，他告訴《瞭望東方週刊》，“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我們有資料，日本沒有，所以擔心談判被動，讓民間開發去勘探，獲取一些資料，可能是日本的考慮。”
合作開發是正途
在中日東海劃界尚未取得實質性進展之前，中國政府一貫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日本政府也曾一度表示願意合作開發。
但從日方提出的要求中方先提供相關資料等苛刻條件來看，日方對合作開發毫無誠意。
事實上，在有爭議海域，國家之間通過聯合合作的方式勘探、開採，一直是擱置爭端的好辦法。中越菲南海石油勘探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
2005年3月14日，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中國最大的離岸石油生產企業中海油作爲中國的代表，與菲律賓及越南的石油公司簽署了爲期3年的《在南中國海協議區三方聯合海洋地震工作協議》。3家公司將在總面積14.3萬平方公里的協議區內研究評估石油資源狀況。
在中國昆明召開的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領導人會議上，溫家寶總理在會見越南總理潘文凱時也表示，希望中越積極推進南海爭議海域的共同開發，儘快開展中國、越南、菲律賓三國石油公司在南海的合作勘探。
金熙德研究員認爲，目前中日東海問題上的緊張局勢，是中日關係的一個環節，也是中日關係的一個縮影。
對於解決東海問題，金熙德認爲，應該做的是和平談判、合作開發。他告訴《瞭望東方週刊》，“中日東海問題，需要通過談判的方式，拿出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就目前來看，中國並沒有作出激化矛盾的事，因爲我們是在沒有爭議的海域開採油氣資源。如果日本單方面在有爭議地區進行勘探和開採，就是損害中日關係，損害中國利益的行爲，就是在激化矛盾。”
不到一年的時間，王毅的名字已經很少出現在中日媒體的頭版了
關於中日恩怨的故事，典型的版本是——日本人對當年侵略中國、屠殺中國人的歷史不肯悔改，中國人對此的憤怒日益增加。
近來兩國的東海油氣爭端，卻部分改變了故事的內容和方向。
中日關係不順的新因素
7月14日下午，剛剛從中國大連參加完WTO非正式小型部長會議的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中川昭一，忽然召開緊急記者招待會，正式宣佈授權日本最大的天然氣公司——帝國石油公司，在東海海域的中國專屬經濟區試開採石油天然氣。
僅僅在一天前，中日兩國還決定將原定於7月中旬在東京召開的東海油氣田問題第三輪磋商推遲到8月份。
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崔天凱召見日本駐華大使館公使渥美千尋，向日本政府批准企業試開採東海油氣田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日方的這一行爲是對中國主權的嚴重挑釁和侵犯。也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有關規定。”崔天凱對渥美千尋說。
當天，日本共同社刊登了一篇題爲“日本批准東海油氣試採是埋下禍根？”的文章，稱日本一位政府人士強調，“日本方面若真的開始試採，估計中國可能會派遣艦船至附近海域進行示威”。
中國人民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黃大慧接受《瞭望東方週刊》採訪時說，中日曆史問題原本早就可以解決，但這一頁卻怎麼也翻不過去，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日益複雜。如今，東海油氣糾紛凸顯中日現實的利益衝突，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中國社科院日本所的孫伶伶博士也認爲，歷史問題具有複雜性、長期性和非理性的特點，短期內很難解決。而現實問題，尤其是在釣魚島和東海劃界問題上的衝突，涉及領土主權歸屬和國家根本利益，存在矛盾衝突激化的可能。
不可思議的是，一直聲稱讓東海成爲“合作的海”的小泉首相，在中日關於東海油氣磋商的進程中，卻一反常態。7月16日，日本產經新聞報道說，日本經濟產業省已經給這3處油氣田命名，分別是“白樺”、“楠”和“桔梗”。
日本似乎想爲中日經貿降溫
“政冷經熱”一直是近年來描繪中日關係的最合適詞彙，其中代表的美好期待是——中日兩國經濟的迅速融合能消除過去的仇恨。畢竟，從2004年開始，中國開始取代美國，成爲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日本對華(含香港)貿易額實現了22.7141萬億日元。
但日本政府最近的舉動似乎想爲紅火的中日經貿降降溫。日前，日本經濟產業部發表本年度的通商白皮書，警告日企：投資中國有風險！
白皮書重點分析了中國投資熱所帶來的一些副作用，包括將帶來嚴重的電源的不足，資源、能源價格將會提高，以及房地產價格和租金的上升等。
在分析中國投資熱潮時，白皮書也對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問題潑冷水，稱“中國雖然取得顯著的經濟增長，但是貧富懸殊，鄉村與都市的經濟差異也越來越明顯。目前，已經浮現了失業、壞賬等問題。”
另一方面，日本經濟產業省還提醒日企：“爲了日本企業今後的競爭能力，必須密切留意中國的產品研究開發以及收購外企的情況。”這是日本首次以文件形式來針對中國市場，可能會影響日本企業今後考慮投資中國的熱誠。
與此同時，日本正警惕地注視着中國在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活動。法新社今年4月刊登了一篇名爲“日本對中國和拉美建立更密切的經貿關係感到憂慮”的文章。
文章中，日本財務省負責國際事務的次官渡邊博史稱，他已經告誡在美洲開發銀行工作的一些同僚，當心中國經濟力量帶來的威脅。“我對他們說，在從原料供應到零件組裝這個過程中，他們必須制訂更加明晰的分工計劃，否則中國可能壟斷整個流程。”渡邊說。
在金融領域上，特別是人民幣匯率上，首先對中國指手畫腳的是東京。
早在2002年底，日本副財長黑田東彥就提出中國向世界輸出“通貨緊縮”的謬論，要求人民幣升值。當時，黑田東彥在英國的《金融時報》上發表文章，稱“中國應承擔起將人民幣升值的責任”。
一個月後，日本《讀賣新聞》發表文章，指責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日本國內的通貨緊縮。2003年2月，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在西方7國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主張通過一項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
儘管在多個經濟領域，中日之間存在爭議與分歧，但中國社會科學院張季風研究員認爲，中日兩國目前仍處於“政冷經熱”的現狀。
他告訴《瞭望東方週刊》，“中日經濟關係不能單看一兩年，而應看長遠。根據我的統計分析，近年來中日經貿關係中，8項數據中，只有兩項數據是下降的，主要就是貿易比重和投資比重份額下降，但總額還是處於較快的增長。”
講究和平合作纔會佔有主動權
對日本外交很有研究的社科院日本所的姚文禮研究員認爲，從本質上講，中國和日本都是正在崛起的國家。中國是從政治大國向經濟大國崛起，日本是從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崛起，在地區發展的主導權上，可能存在一些衝突的因素，但兩個鄰國的同時崛起並非意味着衝突，可以合作和“雙贏”。
“然而，問題是在地區合作上，中國是比較積極，日本卻猶疑不定。”他告訴《瞭望東方週刊》。
猶豫也罷，強硬也好，其實背後隱藏着日本對地區主導權的爭奪。“目前在日本，政界人士對對華強硬興頭十足，爲的是表明他們是在捍衛日本。”設在華盛頓的國家公共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羅伯特·迪雅裏克說。
日本“捍衛”的就是所謂的“地區主導權”，東京的一些國際問題專家對此早有解讀。他們認爲，中國在歷史上大部分時期處於主導地位，日本在20世紀處於主導地位，但在21世紀，兩國將首次平起平坐。
按照目前的情況看，日本經濟幾乎沒有增長，而且預計日本人口將減少。與此同時，中國經濟25年來年均增長率達到9%。“照此下去，到202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將超過日本。”美國的一項最新統計稱。
黃大慧稱，從經濟方面看，日本失去的十年，正是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時期，日本人一方面對自己國家的信心下降，另一方面對中國的發展出現了危機感。“一個100多年來弱小的中國越來越強大，或許以後還有超過日本的可能，這個讓日本危機感強烈，所以增強了遏制中國的動機。”
7月底，中國外長李肇星會啓程參加“東盟與中日韓外長會議”。本屆會議上，將最終確定參加今年年底馬來西亞首屆“東亞峯會”的成員國國家。早在兩個月前的東盟“10＋3”非正式外長會議上，東京強烈主張擴大東亞峯會的參加國，要求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加入峯會。
5月7日的日本《東京新聞》稱，日本之所以要求讓中國的“對手”印度，以及讓與日本關係比較深的澳大利亞及新西蘭參加東亞峯會，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國的影響力。
金熙德注意到，2001年11月舉行的第五次東盟與中國領導人會議(10+1)上，雙方領導人一致同意在未來10年內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一個月後，小泉就巡訪了東盟五國，提出了加強彼此間一攬子經濟合作的建議。中日領導人先後訪問東盟的時間上的“巧合”，當時便引發了外界對中日是否在進行“東亞主導權之爭”的猜測。
其實日本曾是最先提倡亞太經濟合作的國家。在上世紀80年代末，推動“東亞經濟合作”一度是日本的既定方針。90年代初，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對東亞經濟合作一度變得十分謹慎。1997年發生金融危機後，日本對推動東亞經濟合作的積極性重新高漲。但隨着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美國的牽制，日本開始對建立“自由貿易區”和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等問題消極應對。
在看到中國積極行動之後，東京急忙跟進，加快了與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的步伐。自民黨成立了“推進FTA特別委員會”，外務省出臺“日本的FTA戰略”，提出將FTA與政治、安全戰略掛鉤。
2004年5月18日，日本成立了“東亞共同體評議會”(CEAC)，這是個研究機構牽頭、政府部門做後盾的戰略研究機構，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擔任該會會長，日本國際論壇理事長伊滕憲一任議長。金熙德認爲，該機構設立的宗旨，是爲改變日本在推動東亞合作方面的落後局面出謀劃策，以期重新確立和強化日本的“主導”地位。
“客觀地講，中日兩國，確實是亞洲兩大強國，但只要還有友好合作的空間，就不應該迎頭相撞，避免最壞的、兩敗俱傷的方法。”金熙德告訴《瞭望東方週刊》。
他的觀點是，在國際輿論、話語權上，誰講究和平合作，誰就會佔有主動權。“赤裸裸顯示實力的外交，其實是很愚蠢的，我們決不採取主動激化矛盾的做法，我們還是要走和平外交的道路。”
打開中日問題癥結的鑰匙在日本
自日中兩國間摩擦升溫以來，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學者，都爲化解兩國的矛盾，維護中日友好大局做出了種種努力和嘗試。
在中日兩國摩擦不斷、高層互訪中斷之際，被譽爲“日本通”的原外交部副部長王毅，2004年9月10日，抵達東京出任新一屆中國駐日本大使，被寄望突破中日僵局。
在東京，王毅馬不停蹄地與日本朝野各政黨、日本各個團體進行接觸，拜會日本各界友好人士，希望多方面地加強同日本的溝通渠道。
不到一年的時間裏，王毅的名字已經很少出現在中日媒體的頭版了，中日關係還是照常陰雲密佈。這恰恰說明了中日關係的複雜性，中日“交惡”的局面並非一個大使的努力就能扭轉。
在黃大慧看來，中日關係摩擦增加有具體的國際背景。上個世紀80年代，中日比較友好，某種程度上是因爲當時在國際上中日能在戰略上相互借重抗衡前蘇聯，中美日三方有共同利益。“但冷戰後發生了變化。日本不把蘇聯作爲威脅，日本眼中的危險開始南移，除了朝鮮半島外，就是中國。”
特別是，中日兩國國內情況這10多年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超出了日本的想像。因此，日本越來越把中國作爲一個對手，作爲一個威脅，設法對中國進行遏制。不僅在政府層面上遏制中國，而且媒體還炒作中國威脅論的話題。
黃大慧認爲，一般來說，公衆對外交一是不感興趣，二則所知的信息有限，所以政府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公衆的看法。日本政府對華的強硬和不信任感，加上媒體的渲染，日本公衆近年對華的好感也在降低。
除了中國崛起讓日本增加戒備外，日本國內政治生態的變化也很重要。從1955年一直到1993年，日本國內政壇一直是冷戰狀態，也就是保守和革新、進步和反動的對峙，沿用的“保革對立”，當時國內的對華政策往往有很大的爭論和爭執。
冷戰後一切都發生了變化。“革新進步勢力變弱，導致日本政壇保守派的對華政策缺乏限制和牽制，這也是日本政壇總體上保守化，右傾化日益嚴重的原因之一。”黃大慧說。
英國經濟學家情報社資深編輯羅伯特·沃德撰文指出，中日雙方對立的理由，表面上看是歷史認識問題，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卻是政治和經濟實力正從日本向中國轉移，日中之間正在進行力量關係的重新調整。
他眼中的中日對立，不僅在過去，還會在未來。這種對立在實力關係調整的過程中是無法避免的。雖然雙方會因此感到痛楚，但這卻是一條必經之路。
平心而論，中日兩國之間還是存在着很多利益交匯點，比如在經貿上，可以利用經濟互補性擴大兩國合作。吳寄南認爲，中日兩國擁有許多共同利益，這是遏制兩國關係趨向惡化的強大“制動器”。尤其是兩國的經貿交流，無論在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兩國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
但打開中日問題癥結的鑰匙在日本。關於這一點，金熙德有獨到的解釋，“中日之間的一些重大問題，例如中日東海問題，是由日本單方面炒作而來。”
歷史問題同樣如此。金熙德認爲，不是中國人糾纏着歷史問題不放，而是日本執政勢力糾纏歷史問題不放。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日本對侵略戰爭的反省，以及日本軍隊在抗戰時犯下的滔天罪行，都已蓋棺定論了，中日兩國政府和民衆都接受了這種事實。
最近一個時期，中日政治關係可謂“雪上加霜”。小泉首相用進獻燈籠這樣一種“心的參拜”，來表達自己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的頑固立場;日本政府單方面給東海油氣田“命名”之後又“授權”民間企業搞片面開發，致使兩國政治關係持續低溫;爭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可能出現失利的局面，更使得焦灼不安的日本政治家開始遷怒中國。一時間，日本政治舞臺上暗流涌動，石原慎太郎又開始鼓譟：到了對中國說不的時候了！
“入常”是日本實現政治大國夢想的一個可以直觀量化的目標，迄今的確是“一波三折”，成敗與否難下定論。其中，自然有日本政治家試圖“繞過中國”，搞“強行突破”未果造成的被動，也反映出今天的國際格局中，大國關係錯綜複雜、利益表達上分疏離合的多元局面。美國以單獨支持日本破解四國集團的捆綁戰略，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立場觀點，其他大國間的政治角逐，都使日本在“入常”問題上的努力受阻。不過，日本“入常”成敗的關鍵，取決於日本自身是否達標一大前提——反省歷史，爭取受害鄰國的寬容和諒解。日本想在波譎雲詭的國際政治格局中縱橫捭闔，不僅要認清大國政治中的“損益平衡點”，更應當反思自己的做法是否妥當。否則，一廂情願的“強行突破”很可能使長久以來的“入常夢”化爲“黃粱夢”。到那個時候，即便是尋機報復中國也於事無補，只會徒使兩國關係趨向緊張。
今後的中日關係前景不外乎三種：好轉、變壞，或者延續目前狀態。在目前情況下，由於歷史認識問題的癥結和現實利益中的對抗因素，兩國關係“柳暗花明”般好轉起來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中國和日本同樣是世界格局中舉足輕重的大國，良好的中日關係對於各自國家利益乃至亞洲和世界的和平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兩國經濟發展相互高度依存，即便是急着走政治大國道路的日本政治家，也不會去冒“同中國關係崩潰”的風險，也就是說:他們的對華強硬路線和政策有其自我節制的底線。
最近日本政治舞臺上因國會審議郵政法案出現動盪徵兆，小泉首相放風：如果郵政法案不能在參議院通過，就要解散國會舉行大選。面對山雨欲來的日本政壇，有人開始寄希望於“小泉之後”中日關係可能出現新的變化。不過，問題並非如此簡單。第一，小泉的“恫嚇策略”會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自民黨內部造反，8月8日的參議院審議可能有驚無險。第二，即便是真的舉行大選，小泉連任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日本戰後舉行的22場大選中，當朝首相把自己搞掉的例子只有5次——1945年和1947年屬於戰後初年的動盪期，1976年是戰後政治史上惟一一次“衆議院任期屆滿”又逢“洛克希德醜聞”，1980年是“國會偶然解散”，1993年是結束五五年體制的政治轉換。握有解散國會大權的首相如果沒有幾分勝算，也不會鋌而走險。所以，儘管日本媒體開始議論小泉政權是否已經過了“保質期”，但目前真正具備取代小泉條件的政治勢力還未形成。第三，日本目前的對華政策儘管有明顯的小泉個人因素，但作爲整個國家在21世紀初期發展戰略延伸的外交路線，是戰略派政治家羣體的選擇，不能排除在小泉之後出現“另一個小泉”的局面。
中國堅持和平發展觀，從大局出發奉行睦鄰外交政策，始終如一地努力發展兩國關係。而維護兩國關係需要雙方的努力。就目前而言，中日關係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執掌舵把子的日本政治家如何認識自己和這個世界。改善中日關係的關鍵在於日本政府能否恪守兩國之間的三個政治文件確定的原則立場，認真履行自己在歷史問題、臺灣問題上做出的承諾，只有這樣才能從政治上解開死結，推動兩國關係走向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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