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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對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醫療改革不成功”的最新報告，作爲一個基層衛生行政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主管醫政的鄭州市衛生局副局長王萬鵬告訴《鄭州晚報》獨家責任記者，他覺得該結論有失偏頗。“我認爲應該用‘未達到預期目標’更爲公平和中肯”。同時他表示，在沒有保障的情況下，一個大病患者拖垮一個家庭，甚至拖垮親友的例子，並不罕見。“這種現實狀態，就很難體現醫療保障制度的公平性”。河南省人大代表王志餘建議，我國是否可實行全民醫保。
報告結論有失偏頗
“我認爲應該用‘未達到預期目標’更爲公平和中肯。”鄭州市衛生局副局長王萬鵬對《鄭州晚報》記者如是說，他覺得此次報告結論有失偏頗。
“我不贊成改革是不成功的說法，但是我認爲中國的醫改是不徹底的。”河南省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周正認爲在，國家一定要在建立全民公費醫療的公立醫院之外，讓私營醫院應該遍地開花，只有市場競爭才能優勝劣汰的道理顛撲不滅。“改革了這麼多年，我們鄭州市公立醫院哪一所是真正的全部走市場經濟路子的，哪一所是真正的能讓大多數人花很少錢就可以看病的公立醫院，都沒有。”
鄭州市衛生局副局長王萬鵬說，在醫療改革之初，國家定想“通過改革，使患者以最低廉的價格享受最優質的服務”。目標的本身意向是好的，但這一目標卻與市場經濟時代的現行醫療體制存在着矛盾，因而不可能完全達到目的。此外，通過多年的醫改，老百姓並非沒有受惠——醫療技術水平的提高、病人選擇醫生、醫院的軟硬件等各個層次都在逐漸縮小着與國外的差距，這個成就是不可否認的。基層醫療服務的力量也在不斷加強，遍佈城市社區的醫療服務站，和農村正在加快建設的鄉鎮示範衛生院，都是爲了給羣衆看病提供更爲方便快捷的條件。 “拋開這些不談，就本市來說，政府對低保人羣和流浪乞討人員的就醫保障、農村合作醫療試點的推廣，都是多年醫改取得的顯著成績。”
背離初衷的藥品集中招標制
河南省人大代表、鄭州市三院院長王志餘說，國家爲了遏制大處方、拿回扣等醫療腐敗問題，相應出臺了藥品集中招標制度。但從目前運行的狀況來看，最終的結果已經遠遠背離的初衷。王志餘認爲，藥品集中招標制度，正是導致藥價降不下來的重要原因之一。
“藥品招標制度，在藥品生產企業和醫院之間人爲增加了許多中間環節”，王志餘說，在藥品集中招標採購的過程中，作爲中介機構的招標公司本身就要取費，而招標公司又規定藥廠不可參與投標，藥品經銷商參與投標，就使藥品的流通白白增加了4、5個環節。“每個環節都要扣下一層利潤，藥價怎麼可能真正地降下來？“
7月13日至15日，在國務院糾風辦與9省、市糾風辦和衛生廳(局)有關負責人會聚鄭州召開座談會上也明確指出，藥價虛高的重要原因是國家定價部門對藥品出廠時的價格覈定水分太大。如某製藥廠生產的抗病毒類白介素凍乾粉劑，出廠價僅爲3.5元，而國家爲其核定的零售價卻爲70元。武漢某製藥廠生產的注射用更昔洛韋，出廠價僅爲5.8元，而國家爲其核定的零售價爲218元。王志餘說，醫院臨牀用藥是最末端的一個環節，而在研製、生產、銷售這些環節，已經將藥價大大提高了，一些不正之風很隱蔽。醫院即使按照低於國家規定的標準順加作價，藥價仍然很高，而廣大患者直接面對的是醫院，所以患者認爲藥價虛高就是醫院造成的。
現行醫保制度的漏洞
許多病人之所以不能就醫，除了醫療費用增長速度快之外，一是與剛剛解決溫飽問題的老百姓自身積蓄薄弱有關，二是國家現行的醫保制度不健全。“王教授說，目前醫保的漏洞也很多，這是國家政策和監管失效的表現。比如在一個醫院裏有三種不同廠家出的“腦活素”針劑，只有一種是進入醫保的產品。那麼，如果參加了醫保來用這個藥，病人和醫生自然使用這種進入醫保的腦活素，而其他兩種很可能就賣不動。因爲用這個進入醫保的藥可以是醫院、醫生、病人都得到好處，而損害的便是國家的利益了。就是這個原因，很多藥廠就是擠破腦袋也要進入醫保產品名錄裏，花多少錢，送多少禮，都在所不惜。這樣又導致了衛生系統甚至是政府中部分人員的腐敗行爲。
鄭州市衛生局副局長王萬鵬說，目前的參保人員，都是機關事業單位和效益好的企業職工，“鄭州市屬於做的比較好的城市，出臺了破產企業、困難企業職工參保辦法”。截止今年上半年，本市城鎮職工參保人數46.97萬人，而參與新型農村醫療合作的鞏義、新鄭的農民只有100多萬。但是相對於龐大的人口基數來說，納入保障之內的，只是一小部分。在沒有保障的情況下，一個大病患者拖垮一個家庭，甚至拖垮親友的例子，並不罕見。“這種現實狀態，就很難體現醫療保障制度的公平性”。
美國病模式帶來的高價弊端
對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報告中尖銳指出的大處方、大檢查問題，河南省人大代表、鄭州市三院院長王志餘說，這與醫學模式的轉變有關。醫學界以前採用的是經驗醫學模式，憑經驗來診斷和治療，而現在奉行的是效仿美國的循證醫學模式，即要把所有的證據都蒐集齊全，才能作出診斷。“這是典型的美國病的體現”。原因之二，是現行法律規定醫療糾紛舉證責任倒置，這使得醫生在診斷時萬分謹慎，導致了檢查項目繁多。“據我所知，在美國也沒有這樣的司法解釋”。
因爲與患者直接接觸，而且是醫療衛生服務的終端機構，王志餘認爲，中國醫療改革發展中逐漸積累的種種矛盾和問題，最終都由醫院來承擔。“患者瞭解不到醫療改革的整個狀況，對就醫中遇到的各種難題，本能地將矛頭指向醫院，而醫院則扮演了一個替罪羊的角色，承受着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指責。”
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鄭州市衛生局副局長王萬鵬的觀點則是，除了加強醫院自身的管理，努力降低成本之外，國家應該參照國外做法，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對醫院的功能進行清晰的定位。選擇部分公立醫療機構設立”平民醫院“，承擔羣衆基本醫療服務。由財政全額撥款，使醫院“輕裝上陣”，不考慮生存發展問題，致力於爲羣衆提供高效優質的服務。此外，儘快完善醫保制度，不僅城鎮職工，全民都要納入醫保，使人人享有最基本的醫療保障。這些單靠醫院是無法解決的，需要國家、省、市的財政更多傾斜到社會保險方面。
省人大代表全民醫保的建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最新報告得出”中國醫療改革不成功“的重要依據之一，是醫藥費用高昂所導致的老百姓看不起病。8月2日，談及這個問題，河南省人大代表、鄭州市三院院長王志餘非常坦誠。“我是醫院的當家人，我首先要考慮的是全院員工吃飯的問題”。在計劃經濟時代，醫院的人員工資、設備、房屋等，全部由國家出資，不存在任何好處和回扣的問題，非常容易管理。而王志餘認爲，現在種種政策的互不協調，造成了醫院管理上的顧慮此失彼，由此導致了醫療費用的提高。他的建議與鄭州市衛生局副局長王萬鵬不謀而合，國家是否可實行全民醫保。
周正認爲，參與醫保的人確實太少，這不是有錢沒錢的問題，而是政府能不能痛下決心。實行全民醫保，中國應該是沒有難題的。那去年公佈的全國政府部門的公車消費款爲4000個億，公費吃飯是1000個億，這幾千億若拿來做醫保的資金，是不成問題的。周正舉例說，國際上整個歐盟都是公費醫療，在公立醫院全民免費看病。而在私立醫院則提供更高層次的諸如鑲牙、美容、高檔病房等。爲了避免醫療資源不公，這些國家規定一個醫生必須在公立醫院做多少年醫生之後，纔可以獨立行醫。
另外，醫生和醫院一定要和醫藥分離，醫生的工資應該財政撥款，不應該和任何利益有任何關係。如果按照世界衛生組織人類的健康僅僅“有8%是靠醫療保證”的觀點。4%靠藥，4%靠手術，其他的根本不靠醫療，而是醫生的合理建議，和病人的良好心態就可以保證健康，延長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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