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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全民醫保該如何構建和運行？在實際運行中又會出現哪些問題，能否得到有效解決？全民醫保的可行性又有多大……8月4日，《鄭州晚報》獨家責任欄目“人大代表建議全國醫改實行全民醫保”一文引起了公衆的關注。與此同時，河南省人大代表、鄭州市三院院長王志餘、鄭州市衛生局副局長王萬鵬就“全國醫改實行全民醫保”這一建議，進行了具體的設想與構思。
全民醫保財政支持是重頭
“構建全民醫保，最重要的是政府的財政支持！”河南省人大代表、鄭州市三院院長王志餘認爲，社會的各個羣體收入不同，經濟能力不同，沒有財政的支持，覆蓋全民的醫保就無法實現。鄭州的城市化速度很快，城鎮職工多，因而參保比例並不算低。今年，鄭州市政府爲部分困難企業職工解決了醫保問題，但這相對於整個經濟困難人羣來說只是一部分。再者，全國各地區之間存在經濟上的差異，以上海爲例，醫保報銷的比例是非常高的。王志餘說，他到上海出差時在當地醫院瞭解到，一個420元的血液透析，參保者個人支付的不到3%。所以，構建全民醫保不但需要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持，更需要中央財政的傾斜，“如果沒有中央財政支持，以目前中國各地經濟財力的巨大差異，全民醫保的問題是無法解決的。”
政府應設立“平民醫院”
構建全民醫保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政府應對公立醫院重新進行準確定位。王志餘代表說，政府應選擇部分公立醫療機構設立”平民醫院“，承擔羣衆基本醫療服務，由財政全額撥款，使醫院“輕裝上陣”，不考慮生存發展問題，致力於爲羣衆提供高效優質的服務。“我在香港考察時，曾經參觀過香港的第三大醫院威爾士親王醫院，這所醫院承擔了香港沙田居民的基本醫療服務，居民門診看病，只需付50港幣的掛號費，即包攬了所有的檢查和藥品費用，而住院所需支付的全部費用是每日100港幣。我們瞭解到，這家醫院一年的支出是27億港幣。這些支出，由香港財政全額負擔。”王志餘說，就大陸而言，同樣可以按照區劃選擇部分財政全額撥付的公立醫院，來滿足羣衆基本的醫療需求，而其餘醫院和民營醫院，則走市場化的道路，多渠道辦醫，提供高層次的醫療服務。
醫院資源互通以降低費用
“構建全民醫保，設立平民醫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醫院的網絡化管理。應該建設‘社區醫院——地段醫院——中心醫院——大醫院’這樣一個網絡。”仍然以香港威爾士親王醫院爲例，王志餘代表在參觀時曾經看到一名就診病人刷卡後，在社區等基層醫療機構檢查治療的所有資料都可以調出來，“這就減少了不必要的重複檢查，遏制了醫療資源的浪費，也自然消除了大檢查的高費用問題”。事實上，目前醫院基本上是“各自爲戰”的局面，到一個醫院就診，即使以前在別的醫院檢查過，也要重複再做一次，這是醫療資源的極大浪費，同時也造成了病人的沉重負擔。國家在設立平民醫院的同時，也要把社區醫療機構包下來，小病、小手術，都在社區醫療機構解決，解決不了的，再逐步到上一級醫院。而目前的現實是，病人有了一點感冒發燒之類的小病，也要跑到市級醫院甚至省級醫院就診，這是個人原因導致的醫療高消費。同時，這也造成應該面對疑難雜症的大型綜合醫院裏的專家，經常診治一些常見病和多發病，“這也是醫療資源的極度浪費。”
首要任務擴大醫保覆蓋面
鄭州市衛生局副局長王萬鵬的全民醫保設想，與王志餘代表又有所不同。“要儘快建立全民醫保，就要進一步深化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王萬鵬告訴《鄭州晚報》獨家責任記者，目前我國的醫療保險制度是農村與城鎮分開的，城鎮職工實行基本醫療保險，農村則正在推廣新型農村醫療合作。在城鄉差距顯著的情況下，城市、農村分開運作較爲合理。至於建立全民醫保急需解決的擴大覆蓋面問題，王萬鵬建議，國家應像養老保險那樣採取強制措施，無論機關事業單位，國有、民營企業，個體經營者，只要有用工，就必須參加醫保。兒童則採取國家財政傾斜的方式，再由家庭拿出一部分錢參保。對於低保人羣的醫療費用，則由政府財政轉移支付。這樣，醫保基本上就能覆蓋所有人羣。
商業保險社會救助承擔大病費用
在基本醫療之外的大病問題，王萬鵬副局長則建議，對於有能力負擔的人羣，可在基本醫療保險的基礎上加入商業醫療保險。兩項保險累計，病人每年最多可獲10多萬元的治療費用，這就基本可以解決大病治療問題。對於沒有能力的人羣，則通過慈善總會、紅十字會等慈善機構實行社會救助。“我國屬於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有限，人口基數龐大，醫保費用全部由國家財政承擔的想法不夠現實。”王萬鵬認爲，從現實的角度出發，他提出的這種設想可操作性較強。
此外，王萬鵬還提出一點想法，計劃免疫、傳染病防控、婦幼保健、職業衛生等公共衛生服務，則應由政府買單。“醫學界有種說法，最‘高明’的治療是以預防的手段控制疾病的發生”，雖然政府買單公共衛生服務，表面看似乎投入增多了，但所帶來的直接效益和間接效益是無法估算的。
一位新浪網友的建議
第一：醫保應該取消。因爲在民營企業的工作人員，社保基本上是個人全額支付，或變相全額支付(名義上單位承擔了絕大部分，但個人工資收入相應減少)，因此要麼就規定個人繳付，不要設計的過於複雜，要麼就以專項稅收的方式由企業繳納；
第二：國家設立健康基金，基層醫療機構和三級以上醫院均爲公立醫院，病人看病取藥不收取任何費用(當然，僅限於中國公民)，費用由健康基金支付；
第三：其他醫療機構民營化，主要爲適應個別階層的特別醫療消費，費用由患者(消費者)支付。
實行醫保，首先在法規制度的訂立上就應該採取公平的原則，同是國家公民，不要分公務員、事業單位、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等三六九等，只要在同一地區，不管任何人，都應該按當地所定標準繳納保費，並享有同等的醫保待遇。這樣，才能體現醫保的公平性、公開性、大衆性、普及性。
一組數據下的醫療消費現實
8月4日，《鄭州晚報》獨家責任記者從國家統計局鄭州市城市社會經濟調查隊獲得了一組數據，它反映了鄭州城鎮居民醫療消費的一個現實。
2004年鄭州市按相對收入排列的城鎮居民基本生活調查顯示：全年人均收入極低的家庭佔5%，是2542.90元，醫療保健費用支出166.98元；鄭州市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家庭佔抽樣調查人口的10%，是3070.15元，醫療保健費用支出143元；全年人均收入低的家庭佔10%，是醫療保健費用支出493.30元；全年人均收入較低的家庭佔20%，醫療保健費用支出440.44元；年人均收入最高的家庭佔10%，是21250.61元，醫療保健費用支出1162.32元；年人均收入更高的家庭佔5%，是24734.44元，醫療保健費用支出1618.67元。
“無論富裕還是貧困，百姓都在承受高速增長的醫療費用。”國家統計局鄭州市城調隊科長張海英分析說，年人均收入達到2萬4千多元的家庭是收入極低的家庭的近10倍，而這類家庭的醫療保健費用支出是收入更低的家庭的近10倍。另外一方面也表明了，“收入水平差距過大，造成60%的人不能享受到足夠的醫療衛生保障”，鄭州市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是9000多元，從有關數據分析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能拿9千多元的人只佔全部抽調人口的近40%。這說明由於收入水平的不平均，或者貧富差距的拉大，導致近60%的人不能享受到足夠的醫療保障，他們的醫療費用只佔到全市人平均支付的618元醫療費用中的一小部分。
張海英科長還認爲，從數據看“收入極低的家庭因病致困的現象更爲嚴重，有可能被排斥到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之外”。
這些數據中另一個現象是，10%收入最低的家庭的醫療支出費用是143元，5%年人均收入極低的家庭竟然要支出166.98元，這說明收入更低的家庭在負擔更重的醫療費用，他們中一部分很可能就是家中常年有病人或者重病人，導致整個家庭或者關聯的幾個家庭因病返困，因病致困。以現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來說，這部分錢僅僅保證這個家庭吃飯，但是保證不了家庭成員吃藥、做手術，也保證不了他們能足額繳納社會醫療保證基金，而享受醫療基金帶來的好處。張海英對醫療基金分析時認爲，收入達2萬多元的人繳納108.39元，收入更低的2千多元的人繳納16.84元。他們收入比較相差近10倍，而繳納的醫療基金僅僅相差約5倍。這說明在享受政府提供的醫療保障體系中，我國的醫療保險政策不自覺地偏向了收入高的家庭，而收入低的家庭可能享受不到社會醫療基金的保障，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全民醫保現實難度較大
對於全民實現醫保的設想，鄭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李同山感覺難度還是比較大。李同山副局長介紹說，自2001年起，鄭州市的醫療保險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初步建立了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取得了一定成效。它保證了參保人員的基本醫療需求，建立了新的投資機制，建立費用分擔機制，引入了競爭機制。現在參保人可以在所有定點醫療機構就醫，可以在醫院藥房取藥，也可以到定點零售藥店購藥。建立了破產困難企業大病統籌醫療保險制度，解決了這一困難羣體的基本醫療保障問題。醫療保險制度改革需要醫療衛生體制和藥品生產流通體制改革的配套改革，也就是要遵循三改並舉的方針，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才能達到預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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