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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現明(左)、王志餘(中)、郝義彬(右)為公眾剖析隱藏在『看病難、看病貴』之下，患者、醫院、醫藥企業與政府部門四方利益大碰撞
核心提示：5日，河南省人大代表、鄭州市三院院長王志餘，鄭州市人大代表、河南省愛生醫藥有限公司總經理袁現明，鄭州市衛生局醫政處處長郝義彬做客《鄭州晚報》新聞嘉賓聊天室，與公眾在電話中一起剖析隱藏在『看病難、看病貴』之下的難題，從而引發了患者、醫院、醫藥企業與政府部門四方大碰撞。
見死不救根在何處
『醫生的職責是救死扶傷，但是沒錢的病人就會被趕出來，為什麼醫院這麼沒有人情味？』在一次就醫時，鄭州市民王香女士曾經看到護士厭惡地趕走了一名無錢醫治的病人。
作為鄭州一家市級醫院的院長，王志餘感覺很委屈，他舉例，有位民工做完手術後，連飯都吃不上，更不用說給醫院繳納醫療費，最後醫院承擔了他全部的醫療費用。但是醫院走向市場化之後，醫療服務機構從全部依靠政府撥款，轉向在相當程度上強化自身經濟成本核算，政府鼓勵醫院自負盈虧，必然損害社會和患者的利益。事實上醫院不是見死不救的，只是希望政府能夠給醫院一部分補貼，不至於虧損過於嚴重。
王志餘又舉例，農民大多都在秋後看病，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秋前沒錢，他們需要在秋後用賣掉糧食、牲口、勞作工具得來的錢去看病。因為某些情況特殊的病人看病後沒錢交費，所以導致醫院負擔增加，這些都是很現實的東西。 創收指標導致醫生忽悠病人
任先生是鄭州一家市級醫院的醫生，他對一些醫院給醫務人員定指標、下任務、搞創收的行為極為不滿。他說，有哪個醫生想給病人開大處方、大檢查單，但是不少醫院給醫務人員都定的有指標，有成本核算，如果一個月收入達不到的話，醫生的工資和獎金問題就很難保證。任先生很困惑：『作為醫生我們到底該怎麼辦？』
郝義彬表示：『作為衛生行政部門，對醫院給醫務人員下指標的行為，我們堅決制止。』事實上，在財政撥款減少之後，醫院都實行了成本核算，其根本目的是為了讓醫院減少浪費，而不是給醫務人員下指標。
但是，王志餘院長拿著一組數字喊冤，政府財政每月撥給該院50萬元，但僅是職工工資這一塊就需要140萬元，更不用說加上其他日常費用了。『這麼大的資金缺口，都是醫院進行成本核算、拼命省出來的錢來彌補的，醫院有多難，是大家猜測不出來的。』不過，郝義彬表示，衛生部下發的『八不准』嚴格禁止醫院給醫生下指標，如果發現醫生有創收指標的，只要有確切的證據，一定會審查醫院的財務，嚴厲查處。但是作為一名醫生要有良知，如果醫院領導下的有指標，那麼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把握好自己的行為，必要時可以向衛生行政部門舉報。
乾預不夠導致資源不公平
『現在到大一點的醫院看病，掛個號得排長隊，好不容易掛上號了，還得在醫生的診室外等上幾個小時，而我們農村來的病人甚至等一兩天纔能看上病。』滎陽農民李炳森談到在大醫院看病就滿腹怨言。
『這是衛生醫療資源配置不合理的表現，政府乾預不夠導致資源不公平和浪費。』王志餘說，一個成熟的社會醫療保障制度，應該讓所有公民在家門口就可以輕松看病，而不是到處奔波等待。但是，由於資源配置不公平，導致80%的醫院都集中在人口只佔全部人口10%的城市，只有10%的醫院分布在佔人口80%的農村，因此導致看病難。
郝義彬也認為，從醫療管理上來說，老百姓就醫花費超出了自身所能承受的能力，是醫療體制出了問題。從資源分布上來說，醫療資源只是相對短缺，而不是絕對短缺，因為資源越往上走越豐富，而處於底層的醫療衛生資源不多甚至沒有。王志餘認為，這個問題政府如果不乾預不可能有實質性改善。 藥品定價體系有失公允
『某制藥廠生產的抗病毒類白介素凍乾粉劑，出廠價僅為3.5元，而國家為其核定的零售價卻為70元。某制藥廠生產的注射用藥，出廠價僅為5.8元，而國家為其核定的零售價為218元，這個價格到底是怎樣核定出來的？』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市民說起這件事，很是氣憤。
在談及這個問題時，河南省愛生醫藥有限公司總經理袁現明認為，目前的藥品價格核准體系是有問題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醫藥生產企業和醫藥流通企業很早就市場化了，但是醫療機構的改革仍然滯後，由此導致醫藥生產和流通企業圍繞醫院展開混亂無序的競爭。
袁現明說：『醫藥與一般的消費品不同，消費者在藥品消費方面缺乏足夠的選擇能力，無法擺脫對醫生的依賴。要想保證合理用藥和藥品價格的合理性，規范醫院與醫生行為是關鍵。國際上通稱是政府乾預嚴格控制藥品的生產許可、質量標准、使用范圍和價格，切斷醫院、醫生收入與藥品銷售收入之間的聯系。』但目前我國對藥品生產許可、質量標准、使用范圍及價格的管制日益放松，形成了藥品生產和流通的過度競爭局面。與此同時，醫院、醫生收入與藥品銷售收入之間的聯系卻不斷加強。其結果是醫院、醫生與藥商同流合污，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選擇和使用藥品，導致一些利潤較低的急診用藥和冷僻用藥幾乎無人生產，而偽劣藥品泛濫以及藥品濫用問題日益嚴重。而實施藥品集中招標采購，原來是想以此切斷醫生和藥商之間的交易關系，但現在招標的主體定為醫院，醫院必然以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進行選擇。袁現明認為，要想解決政府定價的公平問題，必須轉變以醫院為主體的藥品招標模式，由勞動保障、發改委等部門共同核算藥品成本，讓藥價回歸本位。 公示制將引導百姓就醫
作為鄭州市一位下崗職工，張蘭女士為了看病幾乎花去了自己所有的積蓄，她很迷惑，為什麼鄭州市的衛生行政部門不采取一些措施，來解決老百姓看病貴的問題。
郝義彬說，不能否認，部分醫院和醫生也存在著多開藥、開好藥的現象。但是，看病貴的問題牽涉到整個醫療改革的所有內容，衛生行政部門目前正在努力改善。為了解決一部分問題，『今後准備在所有市屬醫院實行「公示制」』。將各家醫院的技術力量、服務質量、醫療服務價格分別考核，一一列明，通過媒體和其他渠道向公眾公布。在公布項目中，每個醫院的門診醫療人均費用、出院病人人均擔負費用、醫院床位人均費用等項目也在其中，『如果一家醫院日常的門診費用每名患者平均100元左右，而另一家則平均50元左右，那麼在同等條件下，老百姓就會有個比較，自然而然地就會選擇價格低的醫院』。
另外，在一定時期內，如果哪家醫院看病費用的增長幅度超過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過高，並且是在病人未增加的情況下收入卻高了，也就是說有了成績，但是沒了社會效益，我們就會將政府的財政補貼和這個醫院的績效掛鉤，將這個醫院的補貼相應地減少。郝義彬向記者表示，衛生這項帶有公益性質的事業與社會發展和國民綜合素質的提高息息相關，是政府必須承擔的責任。今年是醫院管理年，作為醫院就是要看清自己的不足，改掉不正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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