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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的《瞭望》週刊文章稱，在全球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之際，人們希望中日這兩個亞洲大國以史爲鑑，重拾友誼，攜手共建亞洲的和平穩定，引領地區繁榮發展。然而，2005年的春天並沒有驅走中日關係的寒意，酷暑過後“秋老虎”逞威時節，兩國關係卻反而愈來愈冷。歷史的癥結和現實的戰略利益衝突導致中日雙方紛爭頻繁，並且愈演愈烈。正如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日本演講時所說，“中日關係目前正處於1972年建交以來的最低潮”。
文章說，對中日關係來說，最敏感的神經恐怕就是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和日本右翼勢力修改教科書這樣的歷史問題，然而，“歷史問題僅僅是表象，不是本源”，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研究員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中日摩擦不斷升級的本源是現實政治變化導致的戰略利益的衝突”。
文章指出，日本的戰略目標就是在取得經濟強國地位之後繼續謀求政治大國的地位。楊伯江把這個目標稱爲“經濟能量的政治化”。
戰後的日本經過長足發展，已成爲世界上的經濟強國。然而，安全上依附於美國，外交上追隨美國，在國際社會沒有發言權的政治狀況使它頗感壓抑。日本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弱勢與其經濟強國地位的不相稱，以及它試圖擺脫這種困境的慾望，就是其現實戰略目標的根源。從歷史來看，代表性的舉措是1983年中曾根提出的“政治大國化”的目標，這是起點。冷戰結束以後，小澤一郎又提出“普通國家化”，雖然表達方式不同，但是其本質同樣是在國際社會謀求政治大國地位。
楊伯江認爲，這種“內欲的膨脹”，是近幾十年來日本總體戰略的一條主線，其他具體戰略，都是圍繞這條主線展開的枝節。在“經濟能量政治化”這條戰略主線上展開“枝節”的具體表現，日本問題專家、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劉江永教授概括爲兩個字——“傍美”。在安全領域，強化與美國之間的軍事同盟和安全保障關係；在外交領域，日本在國際上急切地爭當“傍美”的政治大國。其主要表現就是謀求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政治地位。
對於日本的“傍美”，楊伯江認爲，“真正的目的是‘借船出海’——借美國之船出政治自立之海”。日本的戰略目標是逐漸淡化對美國的追隨依附程度，實現政治、外交的自立，增強防衛力量。爲了實現這些目標，日本從日美同盟的角度幫助美國，巧妙地打着幌子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參與伊拉克重建，就是爲了不斷地在國際社會拋頭露面，爲自己樹立“大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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