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髯公原名劉學庸，回族，武清區楊村鎮人，生於 1893年。他青年時代曾在北洋新軍的王金標部下服過役，在法國駐華公使館幹過差事，還曾擔任過天津法租界工部局的偵探長。
爲平民辦報 1924年 9月，他與好友段鬆坡、薛月樓三人合夥，創辦了四開報紙《新天津報》，他任社長，段任副經理，薛任協理兼報紙主筆。劉髯公雖然出身寒微，接受的文化教育不多，而且，他創辦報紙，既沒有勢力強大的政治後臺，又沒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他卻在從創刊到停刊的十三四年間，把報紙辦得有聲有色，社會影響相當廣泛。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爲他熟悉社會底層羣衆的生活，瞭解平民百姓偏重實際與通俗化的文化需求，他把報紙的發行對象鎖定在平民百姓階層，並在《新天津報》的報頭旁另印一行副標題：“平民化的報紙”，把該報的宗旨明顯地昭示給社會羣衆。這份報紙面世後，大量刊登老百姓所關心的某些社會弊端的評論文章和勞苦大衆喜聞樂見的趣聞軼事。他還派人到書場裏，記錄諸如蔣軫庭等著名評書藝人所說的《雍正劍俠圖》等長篇評書，經過編輯文字加工後，在《新天津報》上連載。這種以大衆化、通俗化爲特色的辦報方針，受到爲數甚衆的老百姓歡迎。後來，劉髯公在已取得成功的基礎上，又陸續發行了《新天津晚報》、《新天津曉報》、《新天津畫報》等附屬報刊，日銷量最高峯時達到五萬份，這個發行量在當年的天津報業實屬罕見。一時間，《新天津報》一躍成爲天津的名牌報紙之一。 20世紀 30年代，每當黃昏時候，天津的街頭巷尾隨處可聞賣報人那“看報看報，新天津晚報”的叫賣聲，它幾乎成爲彼時天津街景市聲的一種特色。
結交三教九流 劉髯公爲人豪爽仗義，性格倔強直率。還是他在法租界工部局任偵探長的時候，就深刻體驗到在外國人手下做事的艱難，他一心謀劃着有朝一日自己在社會上獨立創業。他創辦了《新天津報》後，自身的機警幹練得到充分施展。他對報館內部的人事安排是量才用人，使每位同仁都能各盡所能、盡職盡責地爲報紙效力。他主持報館工作，既嚴肅又輕鬆，他爲《新天津報》制定的訓詞是：“大公對外，忠實服務，倘有隕越，上帝臨汝”。他把訓詞製成鏡框，懸於報館牆上，每逢節日，他還要對全體員工訓示一遍。在劉髯公領導下的《新天津報》同仁們，上下齊心協力配合，把報紙辦得生機勃勃。劉髯公在對外交際方面頗具人情味，善於結交不同階層的各種人物。諸如劉春霖、嚴範孫、華世奎、趙幼梅等文化界元老、名流；石友三、劉鎮華、陳光遠等在天津做寓公的失意軍閥、政客；高星橋、卞白眉、李魁元等金融、商界巨擘；金少山、小達子、劉叔度、近雲館主等戲曲大家、名票，乃至三教九流中人，無不與劉髯公有密切往來。這些人物對於《新天津報》，都曾從不同角度給予過支持。劉髯公經常同一些京劇愛好者同出同進天津各戲園，看戲、吃喝等所有花銷概由他一人掏腰包。同鄉、同學、親戚、屬下凡來求他幫助者，他總是有求必應，慷慨解囊。 1933年秋，他請來同益呢絨店的裁縫師傅，爲報館的編輯們每人訂做呢料大衣一身。他的一位同鄉工人要結婚，去找劉社長借支工資，劉髯公二話不說，拿出自己的 40元錢送給他做禮金。諸如此類多不勝數的事例，經報館同仁們衆口相傳，劉髯公在天津社會落下良好口碑。
以敢罵權貴享名 自《新天津報》創刊時起，劉髯公不斷地以髯公作筆名，親撰社論，痛罵貪官污吏和無德的軍閥黨棍。他所寫文章，敢於站在人民大衆的立場上痛快淋漓地說真話，而且文通理順，淺顯明白，很容易引起社會中下層羣衆的感情共鳴。劉髯公因此成爲彼時天津家喻戶曉的人物。因爲有他，《新天津報》也備受讀者青睞。當然，劉髯公因爲常在報紙上痛罵實權在握的大人物，也給自己招來不少的麻煩。諸如直隸省長李景林，天津督辦褚玉璞，直魯聯軍總司令張宗昌，盜竊東陵寶物的軍閥孫殿英等人，因爲捱過劉髯公的罵，而對他恨之入骨。由於在直奉二次交戰時，《新天津報》明確表示擁護直系反對奉系的緣故，奉系首領張作霖之子張學銘 1931年出任天津市市長時，有人煽動他勒令《新天津報》停刊。所幸恰於此際爆發了九一八事變，劉髯公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爲藉口到處遊說，才避免了《新天津報》被封的厄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