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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加摩擦將是中美關係的一種常態，中國能夠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情，這就是最好的狀態”
中國和美國這兩個大國在過去十年中不斷經歷合作與危機：合作更加緊密，摩擦也層出不窮。《瞭望東方週刊》就此對話了兩位著名中美關係研究專家——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緝思教授和美國卡內基和平基金會中國項目部主任裴敏欣。
當前，“結構性矛盾”上升
《瞭望東方週刊》：進入布什第二任期以來，中美關係出現了一些複雜化的趨向。你怎麼評價中美關係的現狀？
王緝思：我的觀點是中美關係的基本格局穩定。在一些領域中美的合作在加強，同時另外一些領域矛盾有所上升。即使是同一領域，比如能源領域或臺灣問題或者人民幣匯率問題，也是矛盾和合作交織。也就是說中美很難找到這麼一個領域，在這個領域中美僅僅是合作，或者僅僅是矛盾。
比如在臺灣問題上，美國不喜歡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但也對連戰、宋楚瑜訪問大陸持比較支持的態度。美國一方面歡迎兩岸關係改善，一方面又向臺灣推銷先進武器。美國沒有表態說支持中國統一，但它是不是就支持臺灣“獨立”，從而希望引起中美之間一場嚴重的衝突呢，也不是這樣。
中美的所有矛盾還不至於發展成全面對抗，同時中美之間的合作也不可能就使中美成爲一種盟友的關係甚至於朋友的關係。所以中美關係的基本格局穩定，同時有所發展變化。
裴敏欣：可以說十分複雜。在過去，中美摩擦大多是由於具體的事件，比如李登輝訪美、轟炸大使館。現在，中美之間很少有具體的導火線，相反，結構性矛盾凸現，即中國崛起與美國霸主心態之間的矛盾。
這特別表現在中海油事件上。這是一場“茶杯裏的風波”，美國把一場併購事件上升到了國家安全的高度，反映了中美之間的深層矛盾。可以這麼說，中美從匯率到中海油的各種具體糾紛中，結構性矛盾明顯了。
中美目前的核心問題是戰略互信的問題。
《瞭望東方週刊》：目前有一種評論，認爲中美關係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而新階段的表現則是中美關係的摩擦明顯增加。你認同嗎？
王緝思：不認同。“9·11”之後，中美關係基本框架是穩定的，美國目前沒有今後也暫時不會把中國看作是主要敵人和主要安全威脅。中國也不會跟美國爭奪霸權或企圖把美國孤立於與國際社會或亞洲事務之外。新階段從何說起？不管是矛盾還是合作都難說中美關係已經進入了新階段。
中美之間的矛盾顯然是有所上升。但是這可能跟媒體的報道有關。衝突的東西很容易報道。特別是西方媒體總要給人一種深刻的印象，衝突性的東西比較容易上媒體，合作性的東西比較不容易上媒體。
裴敏欣：中海油是美國近一段時間最熱門的話題。如果說這讓美國重新審視中國，那就是，這個事件對美國人，主要是精英階層的心理衝擊很大。從前，“中國崛起”是虛擬語態和將來時，現在呢，他們感覺已經是現在時和進行時，他們感受到了中國崛起對生活的直接影響。
《瞭望東方週刊》：目前中美關係的癥結是什麼？如何來解決這些問題？
王緝思：癥結就是隨着中國力量日益強大，中美之間某些結構性的矛盾在上升。比如中國增強國防力量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我經常跟美國人說，中國經濟年增長率9%，而軍費增長卻是1%或2%，這怎麼可能呢。但是美國人就有些吃驚，就會看成是對美國的威脅什麼的。
這裏頭確實有些人想進一步增加美國的軍費，美國要搞導彈防禦系統，不把朝鮮、中國說成威脅，那要防禦系統幹什麼。另一方面，美國部分人確實有些困惑和不理解。用美國人自己的說法，不知道中國力量上升對美國是禍還是福。
“福”這方面不用多說，美國也承認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一個發動機，中國經濟好了，美國人可以買中國的產品，同時美國在中國的投資也會上升，美國大公司也樂意跟中國合作。但另一方面，中國是具有跟美國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大國，同時中國的國際影響也在上升。比如說中國在周邊地區外交很活躍，而東南亞一些國家對美國也有疑慮，覺得中國不錯。美國就有點嫉妒，就要進行反制，拉印度，拉日本，對中國形成一種戰略牽制。這個就是結構性的矛盾，也是中美關係癥結所在。
這實際上是美國人是對中國的走向判斷不明確。
裴敏欣：是中國崛起與美國霸主心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而美國的心態，也與他們缺乏自信有關。“9·11”之後美國缺乏安全感，加上政府判斷失誤，導致深陷伊戰泥潭。最近的民調顯示，一大半美國人認爲“國家方向”是錯誤的。這也導致他們用懷疑的眼光來看待中國。
《瞭望東方週刊》：怎麼解決這種癥結？
王緝思：中美結構性矛盾有三種原因。一種是中美確實有利益上的矛盾，比如世界石油、天燃氣的供應畢竟是有限的，中國的石油需求增加；第二個原因是誤解，就是美國人對中國不瞭解，對中國有一種誤判；第三是敵意，部分美國人就是不希望你好。比如美國國防部某些人或者一些極右派對中國抱有敵意。
對於第三個原因，沒有辦法解決。所以要求解決之道的話只有針對前兩個原因。第一就是進行利益上的調整，必要的話要相互之間進行妥協。跟做生意一樣，你說三毛錢，我說五毛錢，最後達成四毛錢的交易。另外一個是增信釋疑，雙方把話都講通了，並不是有意跟對方過不去。這兩個方面是可以做的。
裴敏欣：中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和未來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把摩擦侷限在一定範圍內，不要“感染”到其他健康的部分，特別不要讓安全領域的矛盾影響經貿關係。
十年間，交往越來越深
《瞭望東方週刊》：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中美關係經歷了怎樣的發展軌跡？其中有哪些規律或者特點？
王緝思：基本上是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以反對第三國的霸權主義爲基點，在戰略上中美有共同利益。從1989年到“9·11”，這是第二階段，雙方關係起伏不定，悲悲喜喜都有。第三個階段，也就是“9·11”之後到現在，處於基本穩定的階段。
至於特點，首先，總體來說，雙方相互的交往包括民間的、政府的都越來越深。在交往中相互理解也加深了。這是個規律，與經濟全球化是同步的。姚明去美國打球產生這麼大影響，這在過去是不能想像的。這是一種潮流，一個規律。
第二，中美兩國的國力都上升了。中美關係正常化時，美國的GDP佔世界經濟總量的23%左右，現在是32%左右，再保守的數字也佔到30%。中國的GDP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例從1978年的1%到今天的4%。中國的力量上升並沒有造成美國的衰落，美國獨霸世界也沒有阻止中國的上升。也就是說至今中美並沒有形成爭霸的局面，也沒有理由說中美將來必然爭霸對抗。
第三，中國上升的速度比美國更快，這肯定會使美國的疑慮、警惕和防範加強。但中國也正因爲上升速度快，從而掌握了更多的主動權，也更有信心處理中美關係。中美關係有個鐵的規律，中國國內穩定，經濟發展好的情況下，就比較容易處理雙邊關係。如果中國經濟發展慢，國內不穩定，就不會有信心和精力來處理好中美關係。
第四，中美建交後經歷過幾次危機，中國還是以大局爲重，加強溝通，最終使危機得到化解。這給未來中美關係帶來啓示，即中美首先要建立溝通機制，經常交往，把疑慮和問題包括對對方的意見說清楚。然後還需要建立一個危機管理機制。
裴敏欣：從1992年美國總統大選克林頓上臺以來，到現在差不多12年了。這期間，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包括臺灣問題、人權問題和貿易問題。中美目前的核心問題仍然是戰略互信的問題。
需要提到的是，過去12年中，中美關係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第一，經濟整合越來越緊密，這對於緩衝戰略摩擦起到了很大作用。目前中美的貿易額比12年前應該有了幾個數量級的增長。
第二，在美國商界出現了敢於在關鍵時刻爲中國說話的商業利益代言人，包括美中貿易委員會和在與中國貿易中獲利很大的進口商。不過，這有一個侷限，就是當國家安全成爲主要議題時，這些人就不大敢講話了。
第三，兩國精英階層之間的交流大大增加了。政府高層之間對話的頻率是史無前例的。
這中間的互聯網革命也促進了這種交流。此外，90年代是中國“海歸”回潮的開始。許多地廳級、局級、處級幹部和大學教師都是美國海歸。因此互相的瞭解，特別是中國對美國的瞭解增加了一個數量級。
中美關係的三個支柱中，政治對話和經貿大大加強了，只有安全比較弱。
《瞭望東方週刊》：你覺得兩國普通民衆互相之間的認知是怎樣的？
王緝思：兩國民衆的認知受媒體的影響很大。但經過親身接觸，比如訪問對方的國家，你會發現中美兩國人民是比較容易相處的。民衆之間是沒有敵意的。
但是中美民衆的認知有一個缺憾，由於各種各樣的歷史原因，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炸館事件、撞機事件等情況下，雙方民衆對對方國家的那種“敵人意象”很容易被激活。總的來說，中美民衆對對方國家的認知是兩面的。而從縱向來看，雙方的相互瞭解越來越多。
裴敏欣：我的感覺，美國普通民衆對中國的瞭解沒有基本的改變，當然，他們對世界的瞭解也沒有基本的改變。美國是一個很奇怪的社會，一方面信息高度發達，一方面自我封閉。美國民衆80%的信息來自電視，而美國電視主要報的是國內新聞。
未來，中美能夠避免衝突
《瞭望東方週刊》：你怎麼看待中美關係的未來？中美能夠成爲真正的“朋友”嗎，還是成爲“敵人”？
王緝思：從國家層面說，中美不願意成爲敵人，因爲成爲敵人對雙方都沒有好處。中美應該避免衝突並且能夠避免衝突。
今後合作加摩擦將是中美關係的一種常態。即使美國和日本，上世紀80年代也曾經吵的不可開交，美歐也同樣有矛盾。中美之間不好不壞，非敵非友，基本穩定的局面能夠持續下去，中國能夠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情，這就是最好的狀態。
裴敏欣：中美關係近期內不會有變化。至少三五年之內，中東仍然將是美國最關注的區域。中國要利用這個機會，重新塑造東亞區域性結構。中美之間的競爭不是全球競爭，是一種區域競爭。中國要在亞洲開拓一個局面，讓亞洲鄰國放心，讓美國消除疑慮。如果能在這方面有所作爲的話，中國的戰略主動性將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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