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年後，日本在中國的真實存在
究竟有多少中國女人和資生堂發生過聯繫？這個數字無法統計
8月28日晚，北京萬壽路的一家酒樓。
練習合氣道的約30箇中國青年，在這裏送別日本老師石井義基。包括10歲的小孩子在內，每一箇中國人都上去敬酒，還把京劇臉譜等禮物送給日本人。他們感謝老師一年來的執教。
55歲的石井是日本合氣道平祥塾派來的老師，教學非常認真。他與中國學生一起擦地板，自己疊道服，這些，都不像一些中國老師——他們只要求學生做，而自己在一邊看着。
石井眼眶紅了，“今天最高興。”他用不熟練的中國話說。
接替石井的新老師是27歲的湯淺，學電子工程的日本人，自願辭去工作來華教合氣道。他有些靦腆，但很快便與中國年輕人打打鬧鬧，孩子一般摟抱着翻滾在餐廳的地板上。
石井給每一箇中國學生都照了相，印成明信片，在背面用漢字寫上他一年來在中國的感受，一一發送給中國學生。中國人也很感動，與日本人擁抱，一遍又一遍。
在此刻，他們似乎忘記了一切。
“歷史”是提得最多的一個詞
但或許，忘卻僅是此時此刻。記憶深處有一些東西，還蛇一樣盤繞着。
6月5日下午3點半，太陽曬得人的皮膚有些痛。烈日下的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參觀者排着長龍在無語地移行。這個地方，記者11年前來過一次，11年過去了，時間好像沒有走動。
記者右側的一對老夫婦正在喝水。老婆婆對老爺爺說：“造孽喲，日本人造孽喲，殺了這麼多人，太壞了。”
這種情緒已深浸在南京的血脈中。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告訴《瞭望東方週刊》，日本帶給這座古城更多的，是歷史的痛苦記憶。
和11年前相比，大屠殺紀念館裏還多了一些旨在“強化記憶”的東西，比如進門處是一口大大的“警鐘”，比如那條“歷史證人的腳印”鋪設而成的銅版路。大大小小的222個大屠殺倖存者腳印中，記者找到了印着“朱秀英”名字的那一雙腳印。
大凡南京人都知道七家灣，據說這個地方是因爲當年經過日軍屠殺後，只剩下七家人而得名。朱秀英老人就住在這裏的踹布坊。轉了幾個小巷子後，在公共廁所後面的一所平房裏，記者找到了她。
儘管幾十年過去了，那段經歷從朱秀英的口裏講出來，似乎仍發生在昨天一樣。“爲了避難，我那時躲在一個親戚家裏，幫着看看小孩。有一天，我正在搖着搖籃裏的孩子，突然進來一個留着大鬍子的日本兵，他一邊笑着一邊把我往牀上拖。”
這段經歷，朱秀英原本沒有對丈夫和孩子們說起，只是最近幾年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尋找倖存者時，家人才逐步知道這些內情。
中國文化部前部長、作家王蒙有很多日本朋友，也多次去過日本。他每次赴日，都會覺得“又親切，又淒涼，又黯淡，又遙遠，又嚴峻，又悲傷：以爲早已過了，卻原來仍然是心裏的一個大疙瘩，也許還是一塊病”。
“大疙瘩”不僅僅留在老人心裏。南京人施小姐的祖父死於日本人刀下。她至今不買日貨，不與日本人說話。另外一位南京人，做新聞工作的25歲小昭，在編輯涉日稿件時，每次都要自作主張加上一段日本人屠殺中國人的背景文字。
從未見過日本兵的34歲黃女士奇怪的是，有時會在夢中，被日本人追得喘不過氣來，便驚醒了。而她七歲的兒子，有一天，在無人指點的情況下，自己捉筆畫出了日本兵被捉住、中國軍隊與日本軍隊作戰的圖畫。
“和日本人一起工作不談國事”
“我們和日本人在一起工作從來‘不談國事’，因爲我們知道雙方都仇視對方，日本人看不起中國人，中國人仇恨日本人。”上海一家國際貨運代理公司職員陳巍表示。
“和日本人做生意，最難的就是質量的要求和把握，如我出口傢俱時，日本客戶檢查一個小茶几，會首先爬到茶几下面，看面板反面的油漆是否均勻、是否光亮。”上海日和日用品有限公司總經理高曉峯告訴《瞭望東方週刊》，他1993年從上海外國語大學日語系畢業後，就一直和日本人打交道。
高曉峯說，日本人總是把最好的商品提供給自己的國民，哪怕是一把用不了多久的梳子。
雖然只談工作，但是衝突也時有發生，“僅僅因爲中方人員對日方所談技術不是很瞭解，日方就嘲笑中方人員是賣饅頭的，什麼都不懂。”日語翻譯韓煒氣憤地說。日語專業的他，畢業後就進入上海這家大型日資企業的技術部擔任日語翻譯。
韓煒說，由於中日雙方在技術水平方面存在差距，中方對其中的一些技術知識不瞭解，技術交流不歡而散的情況十分多，日本人的不屑與蔑視十分常見，覺得很壓抑的他後來跳到了另一家小日資公司。
在日本公司的人更要自強，要重視技術的學習，只有中國真正的強大起來，日本纔會瞧得起中國。這是韓煒的體會。
日本人古屋敷久是一家在華日資企業的普通職員，來中國已經四年了，看起來和中國人沒有什麼區別。他說，其實不是看不起中國人，主要是一些中國人不團結，做事情重私利，不把中國當自己的國家，而且很多時候，喜歡想當然，不太踏實。
對中日未來戰爭的憂慮
在部分中國人中間，還存在對未來中日再次爆發戰爭的擔心。
“目前和平發展是主題，但是戰爭的威脅並不是沒有。”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副祕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戰爭研究》雜誌執行主編榮維木告訴《瞭望東方週刊》。
他表示，日本右翼勢力擡頭，實質就是軍國主義復活，政府右傾保守化嚴重，如果沒有得到足夠的認識和批評，就有發生戰爭的可能。
中國未來研究會軍事分會負責人劉勝俊大尉也有同感，他對記者說：“雖然中國執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但是日美防衛政策一直把我國臺灣當作它們的‘保護對象’，其實就是變相的侵略，中國必然會進行防禦，因此中日或會有一戰。”
中國人民大學東亞問題研究所所長黃大慧博士表示，日本人認爲抗日戰爭，是美國人打敗他們，而不是中國人，從心底裏佩服美國，並一直學習美國。中日之間的爭端主要集中在歷史問題、領土、能源、貿易摩擦等方面。
“未來中日之戰，不會是像抗日戰爭那樣的傳統戰爭。”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顧曉鳴告訴本刊記者，他表示，日本正在實行全宇宙戰略，自衛隊也試圖躋身國際警察，日本正是想在世界各地佈局中超過中國，並會派生在軍事、經濟、外交謀略之上，與中國不斷髮生摩擦，達到不打中國而勝過中國。
另一種記憶
不過，關於歷史，也還有另一種記憶。這種記憶促生了中日未來“非戰”的想像。
上海財經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盛邦和教授，出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在他的記憶裏，小時候，毛主席就倡導與日本建交；青年時代，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他見識了日本新幹線，意識到新幹線所代表的現代化就是中國的發展目標。
就這樣，盛邦和的年輕歲月在中日友好以及向日本學習現代化的氛圍中度過。因此，他骨子裏沒有一點“反日情緒”。
“我1972年就開始學習日語了。”盛邦和對《瞭望東方週刊》說，“當時我是一個理想青年，認爲中國要想擺脫百年恥辱，就必須學習日本現代化的經驗。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理由，讓我從此與日本結下了不解之緣。”
於是，這個華東師範大學第一批文科博士，決然地放棄了由世界銀行資助去英國深造的機會，1985年去了日本東京大學。
像盛邦和這樣“以日爲師”或者深懷對日好感的人，在中國還有很多。
許多中國人仍然記得山口百惠，說起她來嘖嘖不忘。她曾經是無數中國人的偶像。高倉健則改變了一代中國男女對“男子漢”標準的看法。現在，一些成功的中國男演員身上，依稀還有高倉健的影子。
中國不少電影導演，都深受黑澤明的影響。張藝謀說：“黑澤明使我明白，當走向外面世界時，要保持自己的性格和風格。”張本人的作品如《英雄》，連一些構圖細節，都很像是黑澤明的《影子武士》。
另一位導演王小帥，看了日本電影后受到震驚。他說，那是惟一能被東方人理解的電影。他因此改變了導演風格。
至於年輕一代中國人，閱讀村上春樹成長起來的，實在太多了。這本書也被一些中產階級當作生活指南，不僅僅《挪威的森林》一直處於暢銷之中，只要村上一有新著出版，便會以最快的速度翻譯過來，擺上了大書店最醒目的書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