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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凱聲(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對於李洋這起從悲劇到喜劇的事件，有人認爲海南省做得對，那是從海南考生的利益出發；也有人認爲不對，則是站在李洋個人角度，考試成績已經證明了他的能力，爲什麼還要卡他？可以說，兩者都有道理，這本身不是簡單對與錯的問題。
爲什麼很多人嘗試用高考移民的方法考大學，是因爲不同省份錄取分數線標準不同，造成了機會可能性的差異，於是有人爲此提出了公平與否的問題。
高考作爲一種政策，應該起到平衡不同利益的作用，使不同利益羣從不同機制中得到滿足。如果政策本身完善，就不會有此現象產生。
爲什麼過去沒有高考移民？因爲我們社會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過渡，發生轉型。過去高考錄取都是按照計劃方式進行，以此來處理不同利益間的衝突。這在市場體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完善的市場體制，本身就是多元利益主體並存的社會結構，要同時保護買家和賣家共同的利益。但是我們高考政策延續了過去計劃體制的做法，這是產生問題的根本所在。
所以應該探索新的高考錄取機制，使不同利益得到比較好的平衡。目前統一全國分數線很難做到，也不是最終解決問題的良方。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需要不斷求證，尋求平衡，從根本上改革高等學校人才選拔制度。
目前通過全國一次性統考進行高等院校的分配，接受教育的方式，只有中國。單純憑藉一張試卷，一個分數，來進行選拔，也是不可取的辦法。高等院校錄取學生時，不僅僅看分數，還應該綜合考察學生的素質，採取面試、推薦等多種方法。我們應該把高考對社會的影響力降到最小，減少社會的敏感心理。
楊東平(北京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員)
李洋事件在高考錄取分數存在差距的客觀情況下，有其合理性一面。但從整體上來說，各地區爲了限制高考移民，推出了各種管理政策，不然就會造成混亂的局面，我認爲也是合理的。高考制度分爲考試內容和以什麼方式錄取兩大部分。高考移民，就是由於錄取配額制度的不均造成的。造成這種不均，有兩方面因素：一是歷史形成的教育差距，高等教育資源過度集中在少數地區。而像在人口大省，擁有的高等學校數量則很少。既然空間分配不均衡，從公平安排角度出發，由中央財政支持的國立大學就應該面向全國，而不是以本地生源爲主。二是最近這些年，重點大學本地化錄取招生的趨勢見長，最高的可達到70%左右。這一層的公平性問題，往往被大家所忽略。本地化錄取趨勢見長，由於這些年實行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建學校的政策造成。治本的措施，就是使各地錄取率平衡，改善配額制度。可以用比較長的時間，來調整比例。對於有些錄取配額低的人口大省，可採取用增量部分進行改革，使高考錄取率低的大省在幾年內達到全國水平。
熊景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助理主任)：
如果我是李洋的父母，我也可能有類似的選擇。我對於這個事情的第一反應是這個孩子很無辜。說到教育公平，我認爲終點的公平完全不可能實現，起點公平也有難度，最重要的是過程中的規則公平。但即使過去規則不平等，也不能一夜就扭轉，只能用漸進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理念上要做到平等，設計的時候一定要小心，政策不能左搖右擺，要有通盤考慮，要有多方面的參與，要有全面的、歷史的角度。
蕭今(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專家)：
高校改革之後，國家較多的錢集中於少數的教育部直屬、部委直屬院校，更多的國家投資就意味更好的教育條件，所以家長都會傾向於選取這類院校。而且，高等教育大衆化之後，一些地方類院校因爲缺少國家的投入收費相當高，大大高於教育部直屬和部委的院校。我想，這是造成學生上這些學校的競爭更加激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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