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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7月29日至31日考察山西；8月19日至23日考察河南、江西、湖北三省
吳邦國7月1日至7日考察山東
溫家寶7月5日至7日考察雲南，8月11日至14日考察安徽和湖南，9月9日至13日考察廣東
賈慶林7月14日至19日考察湖南，8月27日考察西藏
曾慶紅8月19日至24日考察新疆
黃菊7月27日至8月2日考察新疆，9月9日至13日考察雲南
吳官正6月29日至7月6日考察浙江、上海，7月24日至28日考察甘肅
李長春8月20日至24日考察甘肅，9月12日考察內蒙古
羅幹9月7日至11日考察黑龍江
伴隨着9月19日新華社全文刊登溫家寶總理在深圳的講話，中央領導圍繞十六屆五中全會而進行的深入全國各地的調研接近尾聲。
考察制度化
“在7月25日決定10月召開十六屆五中全會後，中央領導展開了密集式、整體式和長時段的實地調研，呈現了新一屆領導集體以人爲本的執政風格。”中央黨校葉篤初教授分析道。
按照慣例，在中共中央全體委員會議作出一個集體決策之前，需要中央領導赴各地作實證調查研究，實現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的決策程序。而這次調研的主要內容是，就“十一五”時期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徵求意見。
葉篤初介紹，一般情況下，中央領導去地方考察將完成三個任務：一是每當作集體決定前都要驗證原來手中所掌握的信息，瞭解準確度如何；二是瞭解原先擬定的方案和判斷是否可行；三是取得地方各界的認同。
“一個決策的生命力取決於這三條，這些都需要在中央全會前做好，在調查過程中，中央原先設想的政策方針和語句往往可能在聽取意見後進行平衡和微調。”葉篤初說。
“這種決策機制經過20多年的建設，已經習慣成自然。”中央黨校王貴秀教授表示，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這種決策機制就被作爲一項政治制度來看待和貫徹。
在葉篤初看來，把習以爲常的決策過程進一步制度化、程序化和正常化就是當前中央決策的一大特點。
地方創造力
在這次系統性調研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伴隨着五年計劃放鬆爲五年規劃，地方提高創新能力的重要性被頻繁強調。在河南、江西、湖北，在上海、天津、安徽、廣東都如此。尤其是在深圳，“特別能創新”成爲經濟特區之“特”的基本內涵。
曾是深圳市行政體制改革方案設計者之一的深圳大學管理學院馬敬仁教授指出：“這次‘十一五’規劃制定之前的調研，其中一個主要精神是強調各地要創新發展模式。而這種要求各地進行自主創新的思路是極爲迫切而重要的。”
馬敬仁認爲，現在深圳面臨第三次創業，而東部其他地方也面臨着經濟結構、行政制度等方面的轉型。東部地區下一步要放手加大政府自主創新力度，從而繼續成爲整個國家發展的動力。同時，爲避免中西部地區與東部經濟差距進一步拉大，不能再製定全國統一的政策，實行一樣的制度，也不能簡單地讓東部幫中西部，而是提出讓地方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自主進行綜合創新，探出自己的路子來，從而實現各地協調發展。
“但這種提法與傳統的各自爲政的土政策還不一樣，這次基調是定在創新這個層面上。”馬敬仁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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