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金走了。這位深深自責幾十年懺悔幾十年的世紀老人，終得大解脫。
正如巴金的活着，已經是超出個體生命意義的符號象徵，他的逝去，也同樣超越一般的生死，成爲一場蘊涵豐富的公共事件——從人們紛紛的緬懷語辭中不難看出，此時的巴金，如同一塊無所不包、人人可擠的思想海綿，諸多人借巴金爭相闡述“社會責任”、“文學良知”、“懺悔勇氣”等概念；更有許多人在藉着肯定巴金的機會，表達自己對“講真話”這一文學良心的忠誠追隨，對自己作着或直白或曲盡其意的肯定。
巴金得到了無上的讚譽。在一個懺悔了幾十年，對自己始終不願意寬恕的老人靈前，這樣衆口一詞，令人微微感覺到一種鬱悶——這樣的讚頌，難道真是巴金老人願意聽到的嗎？所謂“蓋棺論定”，對巴金這樣的智者、勇者來說，我想，倘其在天有靈，他願意聽到的肯定是更爲中肯的評價，而不是有溢美之嫌的諛詞。當然，在以“逝者爲大”、“爲逝者諱”的社會傳統中，這樣的讚頌是符合常情的。但具體到巴金老人身上，卻未免是對其度量和智慧的小覷。
一個真誠的懺悔者，他決不是爲了表演而懺悔的。對一個真誠的懺悔者，他所需要的也不僅是讚頌。懺悔不只是爲了告慰自己的心靈，更希望更多人及至整個社會共同的反思——不是以中庸姿態作“適可而止”的安慰，更不需太多讚頌。對懺悔行爲的過度讚頌，勢必將懺悔輕佻化、戲劇化、庸俗化，沖淡懺悔中所包含的那些真誠。
我們必須注意這麼一種濫俗的傾向：就是將讚頌巴金，當作一種“表態”，當作一種標榜。讚頌巴金與否，不是、也不該是區分所謂“文學良心”的試紙。讚頌別人的懺悔，決不能等同於自身的懺悔。
文學的良心和勇氣，決定着一個時代的歷史標高。沒有自嘲勇氣的文學，不僅無法拯救更多的心靈，甚至有可能將一些心靈引向膚淺和墮落。李敖寫道：“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他的職業就是反對、反對、反對……”。真正的文學家，最應該的姿態只能是批判、揭示和自省。巴金是中國那段特殊動盪時期文人生活的典型標本之一——他不同於沈從文式的埋頭故紙堆一言不發，也不同於老舍等人不堪受辱毅然自裁。他曾經真誠地寫作，也曾經違心地“批鬥”，最後又迴歸真誠的懺悔。可以說，勇敢地對巴金一生的悲喜劇進行反省，其實也是對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反省。從巴金老人後半生的心路歷程看，這樣做非但沒有絲毫對巴老的不敬，甚至還是對其的大敬。
所以，巴金的解脫，不是生者的解脫——相反，面對逝去的巴金，凡以著述中人自許，自覺是以文學爲使命者，都應該以巴老爲鑑，對自己的作品和良心進行一番回視內省。比如，在當前這個商業文化氾濫的時代，自己是否堅守住了文學的貞操？是否如巴金一樣務求“蘸着心血寫作”？對世人世事，是否抱着一種大悲憫的態度觀察，像巴金一樣“以人類之悲爲自己之悲”，勇作“人類苦難的歌人”？
這樣的充滿理性色彩的反躬自省，纔是對巴金老人最好的緬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