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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葉蒼紅。秋草蒼黃。秋夜蒼白。秋水蒼茫。
我趴在塞外一張陌生的桌子上，好不容易寫下“淚水清揚的滿月”這一句。
頭一天，在渤海大學音樂廳的講臺上發言，曾經脫口提及文學藝術的描寫，從來都是黃昏之壯美遠遠勝過清晨的秀麗，在數量上，對黃昏的關注更是不成比例地遠遠超過清晨。10月17日，一大早就外出，趕在每個月的農曆十五都免不了的大潮漲起淹沒之前，經過那罕有的海底天橋，去到渤海中央的筆架山島，爾後又忙忙碌碌地到了曾經名叫平遠和威遠的那座古城，看看天黑了才往住處趕。途經錦州城外一條寬闊的大河，望着河的西端盡是輝煌晚霞，車上有人說起我先前的話題，言語未定，驀然間從河的東端升起一輪清清朗朗的滿月。剎那間，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明明是35個座位坐着35個人的大客車，竟然一點動靜也沒有。塞外的天空讓人驚訝，那種天空上的滿月讓人感受到的更是一種震撼。
塞外的黃昏總會來得早一些。然而，這一天，從不與滿月爭輝的黃昏落霞遲遲不肯抽身隱退。時近晚7點了，一行9人從住處出來，去到錦州大戲院看那東北二人轉到底如何惡俗時，還能從炫目的霓虹燈旁找到依依不捨的許多碎片。晚8點剛過，《文學報》徐春萍突然打來電話說：“巴老走了！19時06分！這一次是真的！”這後一句話裏包含有一件舊事:去年冬天的一個深夜，本地一位記者打電話到我家裏，也說是巴老走了。不記得當時曾如何表達自己的憂傷，只記得後來迅速打電話到上海，求證於正在生病的徐春萍，以及在《文匯報》供職的女作家潘向黎。現在，一年前的新聞終於不再假，那種難過，讓電話裏的我們說不成任何句子，除了寥寥無幾的三五個字，其餘全是空空的電磁聲。這時候，潘向黎也發來相同內容的短信。我無心再看二人轉了，孤單地回到房間，攤開紙，剛剛寫出一行字，便被那止不住的淚水徹底模糊了雙眼。
我曉得此時此刻自己需要一場刻骨銘心的傷痛。
我別無選擇，只有將電話打回家，那是一個行將50歲的男人惟一能夠徹底敞開胸懷的地方，也只有骨肉至愛的女人的懷抱，才能讓早已心如止水的男人隔着千山萬水放聲大哭。平靜了些，我才重新拿起筆來，匆匆寫了一段無論如何也平靜不下來的文字:
“是您自己的選擇，還是上蒼的安排，淚水清揚的滿月，就這樣載走了親愛的巴金老人！從此後，誰堪做文學中國的良心？我惟有匍匐在山海關外的茫茫大地上，祈望天空那顆最大最圓的月亮成爲您的永生！”
我還想說，從此後，誰堪矗立文學中國的脊樑？
我還想說，從此後，誰堪標誌文學中國的清潔？
長夜難眠，這發自心靈的傷痛，其實早就深植在淺薄的年少時期。那時候，我生活着的小城，流行一種名爲“文學青年”的毛病。就像傳播非典型肺炎的蝙蝠與果子狸，最初傳播這種毛病的不是一個人，而是兩個人。每當他們外出參加各種文學活動歸來，總要傳播一些聞所未聞的小道消息或者是美其名曰的文學新觀念。很多次，混跡在聽衆中的我，聞得種種對巴金老人的不敬，血肉之軀竟然能夠產生陣陣莫名其妙的憤怒與激烈。世事如煙，所幸我還能及時看清楚，在謊言被重複千萬次的那段時間裏，真理並沒有真的被淹沒。只是以其滄桑歷盡的姿態，耐心地等待着對方，用懺悔的耳光痛苦而幸福地抽打自己。年少並不等於無知。真無知是因爲個人慾望太過強烈，看不到追名逐利背後的醜陋與骯髒。更看不到文學的真正巨人反而類似老父老母，從不在兒女面前，以哲人姿態散佈那種語不驚人誓不休的大話，更不會利用各種方式將自己的書寫無限誇張。
有一說法，遠處的作家是天才，隔壁的作家是笑話。遠處的巴金老人，越來越不被人當成是天才。在我成爲一名真正的書寫者，並將巴金老人當成動筆就能見到的鄰居之後，老人擁有的全部樸實無華，都在證明，真是高僧，只說常話。所以，不將巴金老人當成天才是對的。天降大任於斯，爲的就是讓巴金老人與衆多狂妄之輩的平實相處，及時地幫其來幾顆救心丸，飲一劑還魂湯。
一位老人的遠去，讓一批後學長大許多。第二天的早上，大家又到了一起。回憶着1999年，老人在喉嚨裏插上兩根導管之前，所說的最後一句話：“從現在起，是爲你們活着！”我沒有同意對老人最後言語的普遍說法，也沒像從前那樣只要求自己心裏有數，不去觸犯衆怒。算不上挺身而出，我只是不再習慣從衆，不再習慣潔身自好，不再習慣溫良恭讓。我想讓大家同自己一起去觸摸一個偉大的靈魂了。
雖然早已不是年輕，這個念頭剛一出現，我就覺得肩頭上一夜之間磨出了一層老繭。也只有這種老繭纔有力量讓我將心裏的話當衆掏出來。當然，這老繭也是老人離去後，我們這一代人必須擔在肩上的責任。
在我的新長篇小說《聖天門口》中，我形容說，一盞燈最黑。那樣的黑是衆多逃避所導致的，不是不懂得，而是世界太聰明，非要等到惟一的燈熄滅之後，人們纔開始點燃自己的心靈之火。這些年，有多少年輕人都不堪重負的責任，被強壓在這位衰弱得無法做出任何行動的老人的肩上；有多少聲名顯赫位高權重者都三緘其口的話語，還在憑藉連呼吸都不能自主的老人的名義發出。老人終其一生從不計較一己之利，不管世俗之眼如何相看，事實無可否認地擺在那裏，沒有老人的脊樑作爲支撐，文學中國也許早就被一些三頭六臂的怪物，幻化爲出產種種醜陋私利的自家後院。巴金老人是定海神針，是鎮宅寶鏡。本可以早些仙去的老人，就連文學中國裏最基本的良心，也還要以一己之力獨自擔當，直到懸於一線的生命最後一次搏動。
對巴金老人的尊敬和熱愛，就像大樹一樣年年見長。卻不然，這成長連一絲氧氣、一隻吊瓶都不如，救不回哪怕只需延續到102歲生日的一點點時光。雖然永生也是活着。雖然101歲也是永恆。
1991年春天，我去北京參加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作爲首都的這座城市先前樣子我並不曉得。因爲是1989年之後，這次會議顯得格外特殊,即使是我這樣的陌生人，也能感受到最初時刻的鬱悶與壓抑。
然而，一切都在那一天的那一刻煙消雲散。
一個聲音在冷清了許久的會場上響起：“說真話，把心交給讀者！”
沒有人不懂這聲音的深刻性，如風暴一樣的第一輪掌聲，是那最好的證明。沒有人不明白這聲音的針對性，如雷鳴一樣的第二輪掌聲，是那最好的響應。沒有人不聽從這聲音的號召，如天崩地裂般的第三輪掌聲，更是那隻爲真理迸發的熱情。巴金老人沒有親臨會議，儘管那聲音只是用書面形式發出來，仍然有足夠力量撼動所有年輕的心。沒有巴金老人的會場上，巴金老人卻無所不在。巴金老人的無所不在一出現，那些同樣無所不在的假話、空話和廢話，頃刻之間就被盪滌得乾乾淨淨。迄今爲止，這是我所見到的、用最貌不驚人的真相表達出來的文學的最精髓。
1994年11月，我去上海蔘加一個文學頒獎活動。周介人先生問我想不想去見巴金老人?在心裏，我非常想見，說出來的話卻變成不想打擾。後來聽說有人去了，也沒有生出多少後悔。有3年前巴金老人的耳提面命，得一箴言足矣。
我堅持着這種與巴金老人親密接觸的最好方式。
時至今日，它卻成了天下之人的惟一形式。
在文學中國處於最危難時刻，巴金老人以最坦蕩的方式來到了我們當中。
而他自己卻在文學中國春暖花開時節，以一種最艱難的方式悄然離我們而去。
好在天空中有一輪最圓的月亮，還活着的失落之心纔不至於像枯葉一樣四處飄零。我尋找到一處網吧，將無論如何也難表達懷念的文字發送出去。塞外深秋不再是涼的，而是真實的冷。我不想馬上回到住處，順着漫長的街道往前走，不時地心中會怦然一動，以爲自己接近了某種渴望。月光如雪水流遍，清冷浸透到靈魂深處。這時候，纔想起在河流之上見到的落霞滿月，真的是一種預兆。
天地留言，默默霧雨電；星月流響，朗朗家春秋。
好在這世界猛然驚醒過來，像我一樣明白，有一種偉大叫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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