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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全臺灣到處都是五彩牌樓
周青,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我1920年出生在臺灣省臺北市東門外。我的小學在『公學校』念,與日本孩子上的『小學』有很多差別,我後來纔知道那叫『種族歧視』。
公共汽車上,如果有日本人,臺灣孩子都躲得遠遠的,如果誰不小心碰了日本人一下,他們會怒斥,『癡揚哥囉(即亡國奴)!走開!』如果在學校講閩南話,日本教員『啪、啪『兩個巴掌就打過來。客觀現實告訴臺灣孩子:在日本人眼中,臺灣人屬於劣等民族。
1930年,高山族人民起義當天,婦女把最漂亮的花插在頭上,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後擁抱著跳下百丈懸崖,為了讓抗擊日本人的丈夫、兄弟沒有後顧之懮。
14歲,我小學畢業,上不起中學。泥瓦匠、挑賣郎、包裝工……什麼活兒都乾。當時大工廠的廠主都是日本人,臺灣人遭受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日本在臺灣的統治機器完全癱瘓。10月25日那一天,全臺灣到處都是五彩牌樓,鑼鼓喧天、舞龍舞獅。我穿著母親從箱櫃翻出的長衫,大搖大擺地出門。『我是中國人!』臺灣人又找回曾經的志氣。
18歲我成為臺灣義勇隊隊員
鄭堅,曾任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副會長、全國政協委員
1927年,我出生在臺灣彰化和美。父親因為參加臺灣文化協會的街頭演講活動,遭到日本當局的通緝,他就逃回大陸繼續參加抗日斗爭。
日據時期,臺灣人在日本人眼中就是『清國奴』,我上『公學校』的3年,接受的是『皇民化』教育,說的是日本話。1937年春,盧溝橋事件前夕,父親將我們從彰化接到廈門,一家人這纔得以團聚。但是1938年日本佔領廈門後,我們全家就在閩南一帶過上了流亡生活,我剩下的3年小學,換了8所學校。
1939年,父親參加了李友邦將軍在浙江金華成立的臺灣義勇隊,這是臺灣同胞在大陸成立的抗日組織。臺灣義勇隊的部隊番號是『復疆』,因為臺灣同胞已經意識到,孤立反日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要救臺灣,先要救祖國。
1945年春,我也成為臺灣義勇隊的一員。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我代表該組織在龍岩、泉州一帶從事擴招隊員的工作。到10月25日祖國政府正式接管臺灣前,臺灣處於政治真空期,愛國鄉親自動成立『社會服務隊』,維持社會秩序。
光復初期,臺灣人學習國語很積極,從大學教授到小學學生,都要從拼音字母學起。由於我在大陸接受了國文教育,雖然高中沒畢業,但也到彰化女中做了一年國語教員。1946年,公費保送100名臺灣學生到大陸知名大學讀書,我成為廈門大學的一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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