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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徵收遺產稅，是一個已經討論了多年的老話題。在最近討論貧富差距問題的時候，很多人再次提出這個問題，希望通過開徵遺產稅，縮小貧富差距。但政府並不這樣看。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近日宣佈，中國不準備徵收遺產稅，目前也沒有徵收遺產稅的計劃。原因則是技術性的：徵收個人所得稅所需要的相關信息很不完善，無法實施。
應當說，現在不是一個宣告此一官方立場的好時機。但是，這個決定本身是正確的。而在此公衆輿論出現情緒化偏差的時候，對於涉及到財富、富人羣體、貧富差距的問題進行理性的思考，也是十分必要的。
最近兩年，貧富差距迅速成爲輿論關注的焦點。不過，在社會辯論過程中，某些讓人擔心的情緒和觀念浮現出來，就是對財富、對富人、對市場化改革的討伐和仇恨。有些學者匆忙宣告市場化改革的失敗，並誤導民衆相信，擴大和強化政府權力就是拯救窮人的惟一辦法。至於有些憤青，則公然地主張“仇富”。
遺產稅也被賦予了某種情緒化含義。在有一部分人眼裏，遺產稅是對富人的一種懲罰。儘管很多人也知道，從技術角度看，即使現在勉強開徵，也只能是表示一種象徵性姿態，而並不會有實際的效果。因爲，中國人致富的歷史曾經斷裂30年，只是在最近這二十年纔可以追逐財富，因而，幾乎所有富人都在壯年。只有在死亡繼承時徵收的遺產稅，只怕最近十年不會有多少收入。明知並無多少實際效果而仍然堅持開徵，人們追求的就是那種象徵性效果。問題是，這種對富人的姿態，是否必要、合理？或者換句話說，富人跟窮人真的是互相對立，他們的利益真的是此消彼長、互不相容的嗎？
從長時段看，中國社會始終在一治一亂的惡性循環中徘徊。財富與權力兩種最強大的世俗力量互相勾結和腐蝕。歷史上由於權力難以受到約束，依附權力的羣體因而喪失節制，瘋狂地進行掠奪，民衆自然會不滿、憤怒、仇恨，某種反社會的情緒逐漸在社會機體中生長傳播，到了某個臨界點，弱者就以極端的手段改變現狀。在當代中國，貧富差距之所以成爲一個熱點問題，不是因爲市場化造就了一批富人，而是因爲，市場化過程一直受到權力之手的束縛，因而，有些人致富的過程，是以犧牲他人爲代價的。當某些強者因爲佔有而狂歡的時候，弱者卻因爲喪失而痛苦。
現在，我們面臨的關鍵問題是，能否阻止這個惡性循環繼續往前走？有些人大約正是依賴本能，自然地走向了對財富、對富人的仇恨，並希望藉助政府權力剝奪富人的財富。在這些人看來，一個社會必然要分成富人和窮人兩個互相對立的利益集團，他們只能玩一種零和遊戲，一方之所得，就是一方之所失。也因此，實現社會公平的手段，就是劫富濟貧。窮人需要救濟、幫助，所以，需要政府向富人不斷地徵稅。
然而，是否要以剝奪富人的手段，來實現弱者、窮人對於公平的渴望？如果說，在過去，由於制度上的缺陷，某些富人是藉助權力發財致富，並在此過程中對弱者造成了某些損害，那麼，現在要糾正它，就不應當把錯誤的做法重複來過。正確的做法是，政府不偏向於任何人，平等地對待所有人，平等保護所有人的自由、政治權利和財產權。
只有通過這種公道的法律秩序，纔有可能實現不同社會羣體的和解，使其尋求和諧相處之道。一個和諧的社會，肯定是一個各個羣體妥協的社會。爲此，首先需要政府從制度層面上對不同的權利和利益作兼容性處理。以徵稅爲例，政府徵稅不是爲了懲罰富裕羣體，而是爲了向全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縮小貧富差距的手段，不應當是人爲地壓制富人發財的速度，而應通過平等的權利保護提高窮人致富的速度。其目的不是要讓富人變窮，而是要讓窮人變富。
社會要走出惡性循環，除了制度變革之外，也需要整個社會尋求和解。富人首先需要意識到自己的責任。政府不徵收遺產稅，並不等於富人就不需要回報社會。其實，富人可以通過很多途徑回報社會，比如，創辦企業助人，從事慈善活動。
不過，在這方面，政府需要清理相關制度障礙。假如法律制度、經濟體制、包括民衆的意見能夠讓富人對未來前景有穩定預期，則大量財富就會轉化爲投資。假如政府能夠提供良好的稅收激勵機制，富人也可能更爲積極地從事慈善事業。在譴責中國富人的時候，很多人都提到比爾·蓋茨的慷慨，但在現有的制度下，私人即使要成立一家慈善基金會，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另一方面，在目前仇富的輿論氣氛中，富人們恐怕也沒有從事慈善事業的熱心。
不管是窮人富人，都是休慼與共的公民，若大家嚮往一個和諧的社會，那就必須學會，在平等的制度框架下，剋制激情，理性妥協。社會羣體間的分裂對立，不會有任何正面結果，也不可能從本質上改變窮人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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