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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參加最新一次“縣域經濟研討會”的國家級貧困縣而言，“十一五”規劃中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再一次點燃了他們脫貧致富的希望。
26日上午9時，“縣域經濟研討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二樓會議室舉行。由於人太多，只有縣長、書記們被安排了座位，不少代表只能站着聽。一位專家結束髮言後剛走出會場，就被幾名小跑過來的縣長給“攔截”了。
“希望您能到我們宕昌來看看。”一名縣長不失時機地遞上名片。當天，這些縣長們已經不止一次地向與會專家發出了這樣的邀請。
縣官趕京
“這個機會對於他們來說非常難得。”此次“縣域經濟研討會”的主辦方、中國社會科學院欠發達經濟研究中心的袁鋼明主任告訴《第一財經日報》，三四個月前他去甘肅省宕昌縣調研時，那裏的父母官就說，他們那裏已經40年沒有北京的人來過了。
對於到會的這些國家級貧困縣而言，“十一五”規劃中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再一次點燃了他們脫貧致富的希望。25日，這些來自中部、西部貧困縣的幾十名基層幹部相繼趕到北京，他們將在這裏進行爲期4天的研討學習。
據瞭解，在當天的隊伍中，不少縣的領導班子都全軍出動了。一些縣的旅遊局局長、招商局局長、建設局局長也都隨行。
聽到的機遇
“我是全國最窮的貧困縣縣長之一。我給你說兩個數據，你就知道了。”來自甘肅省宕昌縣的陳恆縣長告訴記者：2004年宕昌縣農民人均純收入是902元；財政收入是1547萬元。而同一時期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爲2936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
儘管這樣，陳恆所在的、有着30萬人口的西部小縣，每年僅發工資就需八九千萬元，屬於典型的“吃飯財政”。
這種情形普遍適合當天參會各縣。
“目前我們的城鄉收入差距已經是1：3.3，到2010年可能會達到1：4。這樣很難實現全面小康。”作爲“十一五”規劃的起草者之一，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也出席了當天的研討會。此前，鄭新立還專門去了韓國考察該國在上個世紀70年代掀起的“新農村運動”。同行的還有建設部、財政部、人民銀行等官方人士。
“農產品加工被稱爲1.5產業，介於工業與農業之間，其中大有文章可做。”國家農業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趙長保透露，一些地方動不動就提出“工業強縣”的口號，卻忽略了自身的農業優勢。
“所有中國人的嘴的面積加起來，就相當於長江流域的面積，只不過這張嘴是越來越挑剔了。”國家發改委地區政策司的楊萌凱博士打了一個形象比喻，以此說明農業產業化的潛力。
縣官集體“放炮”
除了傾聽，這些從中部、西部匆匆趕來的書記、縣長們也準備了一肚子的話。
“就拿扶貧資金來說。”陳恆顯然有備而來，“國家的扶貧資金從中央到省裏，從省裏到市裏，層層扣掉一點，到了我們這裏已經強弩之末。因此，這些年來市場化扶持基本無效，我們呼喚中央能在政策上採取直接扶持機制。”
“我們縣每年的存款有8個億，但我們本地能留下的還不到一個億，其餘資金都拿去支持城市發展去了。”河南省汝南縣縣委副書記呂方說，“四大商業銀行改革後，縣裏只能存、不能貸，農民連2000元的資金都貸不到，國家能否考慮允許縣裏成立融資機構，解決資金問題。”……
即將“走紅”的農村
據瞭解，2004年的國民生產總值(GDP)中，有50%左右由縣域經濟貢獻。但僅全國“百強縣”的生產總值就佔據了全國縣域的24.1%，此間差距可想而知。
“縣域經濟問題就是宏觀經濟問題，因爲縣域經濟搞好了，‘三農’問題也就搞好了；‘三農’問題搞好了，中國的問題也就搞好了。”但在欠發達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袁鋼明看來，當前我們對縣域經濟的重視程度還遠遠不夠。“目前我們的城市政策很多，但針對農村的政策卻很少，也不到位。”
實際上，除了在上世紀70年代末獲得了短暫的較快發展，農村經濟、尤其是縣域經濟在80年代後逐漸放緩，近十來年發展速度更是大大下降。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也是黨執政爲民的體現。”鄭新立表示，執政爲民就是要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首先要代表8億農民的利益，爲8億人口服務。但他同時表示，現在的實際情況卻是，城鄉差距越發拉大，農村五六個人的購買力才相當於一個城市人口的購買力。
此外，即使拋開其他因素，內需不足的當前宏觀經濟形勢需要政府、學者接下來把更多的關注目光投向縣域經濟、甚至更廣泛的農村。
陳恆說：“以前研究機構都是關注發達地區，我們非常高興地看到開始研究我們落後貧困地區，從以前做一些‘錦上天花’的事情轉爲來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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