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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歲的醫生王雪原從未想過自己會以“背叛”的極端方式在醫療界大出風頭。作爲哈爾濱天價醫藥費事件中的關鍵人物，患者翁文輝的主治醫生王雪原日前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電話連線採訪。以下是記者與王雪原的對話。
記者：你爲什麼敢於站出來說話？
王雪原：現在，網上有好多人質疑我站出來說話的動機。我想說的是，哪怕這名患者花的不是500多萬元，而是5萬元，如果新聞媒體給我機會，讓我站出來說出事實，我也會答應的。設想一下，對於一名年收入只有1000元的農民來說，5萬元是一個天文數字，任何人對這5萬元的“救命錢”動一下手腳或者濫用的話，就是謀財害命。這不是錢多錢少的問題，而是一個醫生的醫德問題，一個人做人的底線問題。
我深知醫生工作的艱辛。尤其像我們ICU病房醫生，面對的都是危重病人，每天直面生死，壓力非常大，也非常辛苦。但是再怎麼辛苦，或者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或者因爲制度等原因，沒有享受到國家給的優厚條件，都不能成爲醫生隨波逐流的藉口。我不希望躲在網上發點牢騷，然後回到現實中繼續過那種隨波逐流或者內心掙扎的生活。記者：你這樣做，就不怕打擊報復和自毀前途嗎？王雪原：我確實知道，這樣做了，以後可能因此受到打擊報復，甚至喪失行醫的機會。但是，與其痛苦於內心掙扎，不如痛快地站出來說話。我把自己知道的東西說出來，就好比給死水帶來微瀾一樣，如果能夠給醫療界帶來一點點震撼，帶來一點點改觀，也算是我的貢獻。記者：能否說說你經歷這起天價醫藥費事件的過程？王雪原：患者翁文輝病得很重，作爲他的主治醫生，最初我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他身上了。後來，通過一系列事，感覺ICU病房管理比較混亂。首先是於玲範主任多次讓其他醫生冒用我的名字下醫囑。其次是患者家屬自備藥品無人監管，發生過丟失事件，患者家屬也反映過此事。就這兩方面問題，我專門提醒過於玲範主任，她卻置之不理。從7月31日開始，我明顯感覺科裏的氣氛不太對勁。那天科裏開會，主任說她對患者翁文輝的病歷不太滿意，讓大家(包括我)對病程記錄單、醫囑單進行大面積修改。我沒理會她。8月5日，主任找到我說，患者的病程記錄不合格，她都給我撤掉了，不重寫也得重寫，並給我留好了空格，內容也限制好了。我認爲，病程記錄是最原始的東西，絕對不應該更改，主任往下撤，肯定有問題。8月6日患者去世後，醫院應患者家屬要求成立了一個調查組，我參與了查賬，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許多收費賬單與醫囑都對不上，我非常震驚。按照我們醫院的流程，醫生下達的醫囑，要由護士錄入微機，然後領藥。由於沒人監管，護士領多少藥，醫生根本不知道，也就是說醫生與收費賬單是脫節的。我們護士長有微機的錄入密碼，她對相關內容是否進行修改，誰也不知道。我在查賬時看到，藥品一般都是隔幾天多領，隔幾天正常領，再隔幾天多領，顯然是蓄意而爲。我感覺這裏面的漏洞太大了！
記者：你覺得自己在這起事件充當了何種角色？王雪原：現在看來，我和另外兩名住院醫生都被利用了。有時我認爲某些藥品不應該用或者不需要用那麼多，但主任讓用，我不敢不執行，否則貽誤了病情，我負不起這個責任。因此，我經常感到無能爲力。
記者：你當醫生幾年了？有什麼樣的感受？
王雪原：我是碩士畢業，當醫生4年了，很多人都羨慕我的工作。實際上，如果這樣一個環境每天帶來的是一種痛苦，是一種矛盾，是一種屈辱，讓我無法忍受的話，這個職業再有多少人嚮往，回報再豐厚，也只能算是謀生手段，而非事業。
眼下，很多人一提起醫療領域的不良現象，都將原因歸結爲體制的問題，歸結爲醫療制度改革的失敗。但實際上，從我們基層的角度來看，恰恰是有一些人利用了體制上的漏洞從中牟利。目前，醫務界流行着一句順口溜：“領導幹部帝王化，普通醫護人員奴隸化。”從個別醫院來看，確實存在這種情況。小到一個科室，比如科主任、護士長位居權力金字塔的頂尖，沒有人監管他們。科室中普通成員的前途、命運都掌握在他們手裏。從研究生開始，你能不能畢業，能不能留校，讓不讓你考博，讓不讓你外出學習，給不給你晉升職稱，全都是科主任說了算。沒有民主、公平的機制來評價你，你會覺得活得很壓抑。我們主任的孩子生病了，要由科裏的住院醫生打車到學校接出來，親自送到門診看病，就像家僕一樣。到了年終院裏考覈，科裏的成績都成了科主任的功勞。民主評議時，主任就盯着你是否給其劃“優秀”，誰敢不劃呀。這種機制必然要出大問題。就算整個大的醫療體制不改變，我認爲在醫院這個小環境裏，認真汲取這起天價醫藥費事件的慘痛教訓，加強醫院監管，特別是對科室領導的監管，才能讓一些人有所收斂，才能使老百姓從中受益。記者：這起事件讓你最不能容忍的是什麼？
王雪原：我特別不能容忍的是對醫療資源的浪費。無論是500萬元，還是5萬元，都是救命錢，我希望好鋼能用在刀刃上，希望把家屬的錢用在救治患者身上。在這起事件中，很多醫囑沒有的項目卻出現在收費賬單上，這不僅僅是過度治療，而且是挪用患者的救命錢，與謀財害命沒有區別。
記者：這起事件讓你感觸最深的是什麼？
王雪原：可能辛辛苦苦一輩子就是爲了最後病這一場。現在不僅僅是農民看不起病，連我們也看不起病。我每月平均收入兩三千元錢，可是在我們醫院ICU病房住一天24小時，平均花費5000元，我拿一個月工資頂多能住半天院，這就是殘酷的現實。所謂因病致貧、因病返貧，不足爲怪。要徹底解決看病貴問題，需要切切實實地進行醫療體制改革。
記者：你認爲應該如何解決當前的醫德滑坡問題？王雪原：在我國，600多萬名醫務工作者實際付出很多，但大家的經濟收入、社會地位與外國同行沒法比。由於投入與產出嚴重不成比例，面對生存壓力，白衣天使的道德防線其實很脆弱，這就出現了一個現象：“非常有良心的醫生，另謀高就；差一點的，隨波逐流；最差的，爲了逐利不擇手段”。
我認爲，要解決這個問題，還得在醫療體制上進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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