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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法》第90條規定，公民認爲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牴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建議。
“我們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對1993年國務院第132號令《國內航空運輸旅客身體損害賠償暫行規定》是否違反上位法《民用航空法》進行審查。”
12月19日，一封題爲“建議對1993年國務院第132號令《國內航空運輸旅客身體損害賠償暫行規定》進行審查的意見”的信件，從上海通過特快專遞郵寄至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建議書的落款是17名中國公民的簽名，他們的共同身份是：去年11月21日包頭空難罹難者家屬。
“這份建議書在上月底已經完成，由於聯繫其他罹難者家屬，前幾天剛簽名完畢。本月17日，得知全國人大修改了法規備案審查程序後，我們決定儘快發出。從時間來看，我們這封建議書應該是全國人大修改程序後的第一件。”今天下午，上海衆鑫律師事務所的趙霄洛在電話裏告訴記者。
趙霄洛是包頭空難罹難者陳蘇陽遺孀桂亞寧的代理律師，前不久，他代理桂亞寧起訴國家民航總局立法不作爲的行政訴訟被，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駁回。他所說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程序”，是指本月16日上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十次委員長會議修訂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經濟特區法規備案審查工作程序》(以下簡稱《工作程序》)。
包頭空難發生後，東方航空公司表示，我國處理空難賠償的惟一標準源自根據1993年國務院132號令修訂的《國內航空運輸旅客身體損害賠償暫行規定》，“承運人對每名旅客的最高賠償金額爲人民幣7萬元”，他們沒有權力突破目前法律規定的賠款限額，因爲賠付標準是國務院制定的。
趙霄洛發現，從1996年3月1日起實施的《民用航空法》第128條規定：“國內航空運輸承運人的賠償責任限額由國務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門制定，報國務院批准後公佈執行”。但是，近10年過去了，民航總局沒有依法制定相關的賠償標準。趙霄洛認爲，從1993年到2003年這10年期間，居民平均工資增加4.33倍，民航業總收入增加近6倍，今天對空難者家屬進行理賠，如果還適用1993年的有關規定是不合適的。而且，這麼多年過去了，民航總局沒有履行《民用航空法》規定的立法義務，它是有責任的，也影響到今天對有關的遇難者家屬理賠中存在的公平問題。
在通過訴訟進行救濟失敗後，趙霄洛和其他罹難者家屬開始尋求新的渠道，在一些專家的指導下，他們想到了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
建議書中寫道：“民用航空主管部門是被授權制訂國內航空運輸人身損害賠償限額的機構，只有民用航空主管部門制定、並由國務院批准公佈的國內航空運輸承運人的賠償責任限額，具有上位法依據，在《民用航空法》和《立法法》頒佈施行之後，1993年國務院制定的《國內航空運輸旅客身體損害賠償暫行規定》缺乏上位法依據。
“根據《立法法》第87條的規定：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關機關依照本法第88條規定的權限予以改變或者撤銷。其中第(二)項爲‘下位法違反上位法規定的’，國務院1993年132號令違反上位法《民用航空法》有關‘被授權機關’的規定，因此應當予以撤銷。
“1993年國務院第132號令規定的賠償標準現在適用嚴重不合理，在對包頭空難家屬賠償時，繼續沿用1993年國務院第132號令作爲賠償依據，對當事人明顯不公正。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完全有必要撤銷國務院1993年第132號令及其規定的賠償標準，而且，在民航主管部門未制定出承運人賠償責任限額的規定之前，應確定民航運輸企業依據其他相關民事法律予以賠償。”
趙霄洛告訴記者，作爲律師，他非常關注近年來媒體對於“普通公民上書全國人大要求審查某項法規是否合法”的報道，也注意到這些上書都是泥牛入海，杳無音信。“但這次人大常委會修改工作程序，使我看到了一縷曙光，畢竟說明最高權力機關已經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了，因爲，這是法律賦予每一位普通公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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