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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託：長風送乳燕 摘鬥傳佳音
“長風送乳燕，摘鬥傳佳音。”這是胡耀邦爲《中國青年》題寫的一副對聯，也是這位與《中國青年》有着30多年密切關係的團中央老書記給《中國青年》的唯一題詞。這副對聯文采斐然，毫無說教意味，是胡耀邦深思自撰，飽含了他對《中國青年》的深情期許與重託。
1988年10月，值《中國青年》創刊65週年。爲了紀念這一“逢五”之喜，中國青年雜誌社向許多中央領導和社會賢達發出約請題詞的信函，胡耀邦也在受邀之列。收到約請，他欣然答應破例題詞。但他畢竟是被毛澤東稱爲“我們紅軍自己培養出來的秀才”的人，而且深諳青年特點和宣傳之道，看了雜誌社提供的幾條供參考的建議稿後，他搖了搖頭，說：“給青年人題詞應該有文采。”他決定自己創作一個賀詞。經認真琢磨和仔細推敲，先想出了上聯“長風送乳燕”，他的意思是，《中國青年》像“長風”一樣，將一代又一代“乳燕”般的青年引上了追求真理的道路，“送”上了任憑飛翔的藍天。有了好的上聯，下聯的創作難度就被擡高了，爲此，他找了好幾個人作參謀，幫忙出主意，最後對出了下句“摘鬥傳佳音”。他很滿意“摘鬥”一詞，認爲這個詞表達了一種爲了理想敢於上天摘星的勇氣，既可作爲對《中國青年》的期望，也可作爲對全體青年的勉勵。
這幅題詞後來被人們認爲是他生前最後一幅題詞，是否屬實尚需考證。但一個令人悲痛的事實是，幾個月後，他就因突發心肌梗塞而離開了熱愛着他的人們，這幅題詞也成了他留給《中國青年》和全體青年的珍貴遺囑。
指導：《中國青年》“應該有思想的權威”
從1952年調到團中央至“文革”爆發，胡耀邦任團中央第一書記14年之久。在此期間，他對作爲團中央機關刊的《中國青年》可謂是關懷有加。無數個星期天晚上，他常常會把團中央宣傳部、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雜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負責人請到他家裏開“碰頭會”，傳達上級精神，研究宣傳報道，出選題想點子。
他特別重視《中國青年》的定位問題。他多次強調：“《中國青年》是個政治思想教育的綜合性刊物，那麼它就應該有思想的權威。這就是我們雜誌的個性。”他認爲“《中國青年》雜誌第一位的工作是抓思想”，“也就是搞那個時期的思潮問題”。他建議《中國青年》應更多地邀請社會名人、專家學者寫稿，以保持文章的思想深度。在他的建議下，《中國青年》走“老、名、專”的路子，建立了一支由老革命家、名人和專家組成的作者隊伍，所發表的文章深受讀者歡迎。他還將《中國青年》的好文章進行歸類評價：“你們刊物上有幾類好文章，範若愚式的，魏巍式的，陶鑄式的，各有風格，都值得取法。”
對於如何提高《中國青年》的質量，他也常費心思。1956年底，他親自召集《中國青年》雜誌、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委，共同研究如何提高《中國青年》的質量問題。在聽了大家的發言後，他這樣總結：“我想，首先應該要求每期刊物都要有兩三篇非常切合當前廣大青年在政治生活中的問題的文章，這就好比是工業中的156項，沒有它，就壓不住，雜誌的分量就顯得輕飄......”。1960年初，在一次會上，他又對《中國青年》提出要求：“《中國青年》每期要有一篇掛帥文章，立大志，力爭上游。文章要做到：不看，感到可惜。”
在強調《中國青年》要針對青年思潮發表有分量的文章的同時，他也主張要發表一些輕鬆活潑的文章：“現在有些青年願意看輕鬆的東西，這方面不能沒有，目前刊物不夠活潑，活潑輕鬆的東西應多一些。刊物可分兩部分，上一部，下一部。”
他還主張，《中國青年》應該多發一些羣衆來稿，培養造就更多的青年作者。1960年，他從一個會議的材料中發現了兩篇優秀的發言稿，立即轉給《中國青年》編輯部，並給當時的《中國青年》總編輯寫了一封信，囑其在《中國青年》上發表。這兩篇文章，分別題爲《江南鮮花塞北開》和《我在農村安了家》。前一篇的作者羅榮是四川江津人，1957年與一個解放軍幹部結婚，第二年到婆家河北隆化縣參加農業生產，後來當了會計，她在文章中講述了自己參加勞動後思想上的進步；後一篇的作者王培珍，講述了她從天津女七中畢業後，到靜海縣團泊窪當公社社員經受鍛鍊的經過。在信中，胡耀邦說：“這兩篇文章寫得很好，真是文情並茂，一口氣可以讀完......許久以來，我是極力主張我們的報刊適當地但又必須是認真地登載一些來自羣衆的稿件，特別是來自先進分子羣衆中那種自傳性質的通訊、特寫、發言和論文的稿件。我始終認爲，這樣的稿子對青年，對我們自己，都是極好的教材。”這兩篇文章發表後，果然如胡耀邦預想，受到讀者的喜歡。而他的這封信，則推動了《中國青年》在以後的辦刊中大量採用生活氣息濃郁的讀者來稿，並使之成爲一個很好的傳統。
在胡耀邦的關懷和指導下，經過中國青年雜誌社全體員工的努力，到“文革”爆發前，《中國青年》的期發行量達到170萬份，成爲當時國內有巨大影響力的期刊之一。
“文革”結束後，胡耀邦擔負了越來越重要的黨的領導工作，但他對《中國青年》的關心仍一如既往。1978年，《中國青年》復刊。在籌備過程中，雜誌社的同志曾登門向已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請示。胡耀邦說，應該總結一下《中國青年》辦刊的經驗教訓，辦得好的有幾條，辦不好的有幾條。過去總想站在全黨的立場上論述階級鬥爭。我們應該從青年的角度來培養青年的理想、情操。對復刊第1期的《中國青年》準備刊發《破除迷信，掌握科學》的特約評論員文章，他給予了贊同。在聽到《中國青年》復刊後將大力宣傳反“四人幫”的青年英雄人物和獻身四化建設的青年先進人物的設想時，他表示，這兩方面的先進青年都應宣傳，但要優先宣傳反“四人幫”的青年英雄人物，“你們可開設一個欄目叫'反四人幫青年英雄譜‘，復刊後可以連續報道，開出名單來，報道十個二十個都不算多，這才能反映這一代青年的革命精神風貌。”胡耀邦的這個表態，堅定了《中國青年》站到時代前沿，敢發先聲，勇闖思想禁區的決心。可以說，《中國青年》復刊後，在改革開放初期能夠取得全國矚目的輝煌，除了時代因素外，與胡耀邦的支持和影響分不開。
這之後，雖然日理萬機，胡耀邦仍經常抽出時間閱讀《中國青年》，讀到有感欲發，便寫下批語，轉給雜誌社或有關人員。
保護：“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騰”
胡耀邦對《中國青年》的關懷不僅表現在對刊物的指導上，還表現在遇到風浪時對雜誌的保護和對編輯人員的愛護上。
1962年，劉志丹烈士的弟媳李建彤撰寫了歷史小說《劉志丹》，先在工人日報上登載了部分章節，並準備在工人出版社出版。爲了弘揚革命傳統，《中國青年》也刊登了其中一章《星星之火》。不料，在中央召開北戴河工作會議期間，康生在會上提出，小說《劉志丹》是爲高崗翻案，是“習仲勳反黨集團”的一大“陰謀”。這樣一來，《中國青年》也被牽連了。胡耀邦立即打電話給雜誌社負責人，讓迅速把發稿的情況搞清楚，並寫成材料急送給他，由他交給中央辦公廳。在之後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這份材料被印成會議資料，發給與會人員。由於胡耀邦的得當處置，《中國青年》和編輯部相關人員逃過了一劫。而工人日報社的總編輯，卻因此事件被康生等人整死了。
1964年，一個青年作者向《中國青年》投稿，批判著名教授馮定寫的《共產主義人生觀》一書是“毒草”。由於此稿太長，讀者來件組的人就把稿子退了。這個作者又把退稿寄給《紅旗》雜誌。康生抓住此事又大做文章，讓《紅旗》刊登此文，並在編者按中點名批判《中國青年》與修正主義“合流”。這一次，《中國青年》又是在胡耀邦的幫助下走出了險境。
1983年12月，在距“潘曉討論”結束近三年以後，某院黨委分別向胡耀邦等領導人和有關部門送上一份題爲《〈中國青年〉中國青年報關於人生意義討論散佈大量錯誤觀點必須澄清》的材料，並在所附的信中稱：“......這場討論散佈了大量的錯誤觀點和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對青年是嚴重的精神污染。......建議在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必須對兩青年報刊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這次在青年中影響很大的所謂’關於人生意義的討論‘認真進行清理。”
這封來信將《中國青年》推到了被作爲“精神污染典型”清理的邊緣。12月12日，時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該院黨委的來信上批道：“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騰。”使《中國青年》躲過了被作爲“精神污染典型”清理的厄運。
“耀邦是個好人，關鍵時候保護了我們！”直到今天，中國青年雜誌社的老同志對此事仍感念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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