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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整個海河改造中一項重要工程，解放橋今年將再次進行維修養護，而且要被擡高。
這座老橋應該說是一件非常珍貴的文物，是和天津人生活聯繫得最爲緊密、備受天津人喜愛的一件建築性文物，因此有關在她身上發生的一切，都會引起全市人民的關注。的確，天津人在解放橋身邊長大，這座鐵橋就像一位耄耋“老人”，80年來凝望着從她懷抱中來來往往、川流不息的一代代天津人，見證着人間一幕幕悲喜劇。
解放橋設計者之謎
談論解放橋，首先要說她的來歷。
關於解放橋的史料，報載已有不少，譬如她建成於1927年10月18日，原名萬國橋，別名法國橋，日本戰敗投降後也曾叫過一陣子中正橋等，知之者衆。但是，是誰設計的這座大鐵橋？記者找不到這一方面的資料。有關史料詳細地記載了當年工程招標時的情況，說有17個投標商，設計方案多達31套，經反覆權衡，最後選中了美國芝加哥佈施爾澤爾橋樑公司的設計方案，唯獨沒說設計者是誰。
多年來社會上有那麼一種傳說，說“這座風格獨特、現代感極強的鐵橋，設計是出自法國建築設計大師居斯塔·艾菲爾之手”。這倒是一個令人興奮的“說法兒”，如若真是這樣，作爲文物，萬國橋身價倍增，可惜誰也拿不出證據。
對此，天津市市容委總工程師崔世昌質疑說：“設計者是艾菲爾的可能性不大，因爲那時離他逝世相距不到兩年，建造橋樑是要到實地考察的，他不大可能在那時到天津來，並主持建造這座大橋。”
爲此，記者特意查考居斯塔·艾菲爾的傳記，得知這位法國建築大師逝世於1923年12月15日，這時間恰巧是萬國橋開始動工的年份。也許有人會這樣猜測：建築工程設計在先，萬國橋1923年開工，其設計按規律要在一兩年前形成，艾菲爾是否在去世之前已經完成了萬國橋的設計？記者在文獻中發現，艾菲爾在他去世的兩年前、他89歲的時候，就已宣佈要閉門著書，結果他在兩年內寫出了3部堪稱世界建築遺產的專著，這期間他大概不會再接設計任務，特別是一座遠在東方、規模並不是很大的萬國橋。人們的傳說，恐怕是出自對“法租界”、“法國橋”、“由法國達德與施奈爾公司建造”、而“艾菲爾又是法國著名鋼材建築設計大師”的聯想。
因此說，萬國橋的設計者至今仍是一個謎。他會是誰？但願有知情者告之。
見證津門抗戰：拒絕日軍過橋
天津抗戰時，萬國橋曾在關鍵時刻幫過中國軍隊一個大忙。
那是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不久的事。
“七七事變”發生之後的第10天，即7月17日，日本政府召開五相會議，決定調集40萬日軍攻打中國軍隊，全面開始侵華戰爭。7月26日，日軍攻打北平的軍隊已增至10萬人。他們兵分三路：第一路，關東軍酒井、鈴木兩個混成旅團由熱河向北平北側進攻；第二路，由朝鮮調來的第20師團(師團長爲川岸文三郎)向北平南側進攻；第三路，以華北駐軍河邊旅團爲基幹，向北平東側進攻。同時另有從日本國內調來的第5師團(師團長爲板垣徵四郎)配合海軍進攻天津。面對瘋狂入侵的日軍，駐守北平的第29軍第37師及其他部隊廣大官兵奮力抵抗。
是時天津戰局表面平靜實際也已劍拔弩張。天津守軍斷定日本侵略軍遲早會對天津下手，因爲天津本身就有一個日軍的大本營，即由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經營了多年的日本租界，同時天津還是極其重要的戰略要地，水上航運可由天津萬國橋橋頭，直達日本的各個港口，日軍進犯中國華北，由本土運往中國的軍隊和物資，必須要經過天津。因此天津守軍決定與其等着捱打，不如主動出擊。
當時天津守軍兵力很弱。受《辛丑條約》的限制，當年天津市內不能有中國駐軍。1935年張自忠名義上把國民黨第29軍第38師調駐天津，實際上守衛在天津地區的兵力僅有獨立26旅、黃維綱旅和手槍團，其中一部分部隊還得穿保安隊服裝，更名爲保安隊。
7月29日凌晨1時，天津抗戰的槍聲在整個市區打響。獨立26旅的一個營和保安隊第三中隊配合手槍團進攻海光寺日本兵營；保安隊第二中隊配合獨立26旅負責攻擊天津總站及東局子日本飛機場；保安隊一中隊負責攻取東車站，即今天的天津站。
戰鬥打響後，由於是中國軍隊主動出擊，日軍起初受到重創。一小時後，裝備優良、訓練有素的日軍迅即發起反攻，駐紮天津外圍的日軍也火速增援各被攻擊的據點，形勢逐漸逆轉。
守備在火車東站的日軍本來不多，只有一支小隊，但有日本航空兵團的一支部隊碰巧臨時停留在那裏，兩者合起來約有400餘人。率領保安隊一中隊攻擊東站的是寧殿武，由於事先沒有摸清日軍的人數，以爲只有一個守備的小隊，加之人數衆多的日軍又拼死抵抗，進攻遇到強大阻力。而這時，日軍的援兵又沿着海河南岸向萬國橋衝來。假如此時這股援軍衝過了萬國橋，攻擊東站的中國軍隊腹背受敵，攻勢立刻會被瓦解。
然而就在這時，萬國橋中跨之上的橋面在尖厲警報聲中徐徐開啓，橋頭處用沙袋壘起的工事上架起了機槍———連法國人都難以忍受日本人在中國橫行霸道的惡行，駐守法國租界的法國軍隊以保護本國租界的名義，不允許日軍通過。那時德、法之間尚未開戰，日軍對守衛在萬國橋上的法軍無可奈何，這就讓攻擊東站的中國軍隊贏得了時間。激戰兩小時後，日軍被逐出東站，退縮到一個倉庫中死守。寧殿武不僅贏得了攻打東站的勝利，還能抽調出一部分兵力去增援攻打海光寺日軍兵營的手槍團。
見證日本特務謀害：津門報業抗戰人士
抗戰時期，天津兩位著名的報人生寶堂和劉髯公，全是在萬國橋上落入日本特務設下的陷阱，最終死於日本特務機關的酷刑折磨。
1915年，法國天主教神職人員雷鳴遠在天津創辦了《益世報》，此人具有開明的進步思想，因此《益世報》能夠站在公正的立場上評判一些大是大非，受到讀者的好評。例如“五四”運動爆發後，《益世報》積極支持天津愛國學生的反帝運動，深受當時天津愛國學生領袖———周恩來同志的讚賞，以致周恩來後來赴法勤工儉學，仍然不斷地爲《益世報》撰寫文章。
“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日本侵華野心昭然若揭，《益世報》大膽揭露日寇侵華罪行，大量刊登各地抗日的新聞，同時譴責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呼籲國共兩黨停止內戰，團結起來，共抗外敵。《益世報》的報道，讓盤踞在天津日租界的日本人非常狼狽，日本人恨透了這張報紙。1937年8月日本侵略軍佔領天津後不久，日軍憲兵就逮捕了原《益世報》經理劉豁軒。這時生寶堂臨危受命出任報社經理，率領報社同仁繼續對抗日本強權。生寶堂置日本當局的威脅於不顧，拒不刊用日本同盟通訊社的稿件，而是以意租界爲掩護，繼續在《益世報》上刊登各地抗戰新聞和愛國文章。日本當局嚴禁《益世報》在市區發行，生寶堂便派人把報紙偷運到海河南岸的英、法租界去零售。
《益世報》不屈不撓的精神激怒了日本侵略者，日本當局決定除掉這份報紙，除掉生寶堂。但是，由於生寶堂住在萬國橋南側的法租界，報社在萬國橋北側的意租界，歐洲戰事尚未爆發之前，日本人還不敢在其他租界裏過於放肆。日本特務便在摸清了生寶堂的底細之後，把埋伏地點設在了連接意法租界的萬國橋上，此橋是生寶堂上班或回家的必經之路。一天，生寶堂大意了，以爲萬國橋很短，汽車一腳油門便可開進法租界，而且他的汽車牌照是法國的，司機也是法國人，以爲不會有事。不想一羣日本特務化裝成普通人，他們設法攔截住生寶堂的汽車，竟以土匪綁票的形式劫走了生寶堂。生寶堂被抓進日本憲兵隊，在那裏他受盡嚴刑，被活活地折磨致死。《益世報》被迫停刊。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另一位著名的報人劉髯公，在相同的地點，以相同的模式，也被日本特務抓進了日本憲兵隊。
劉髯公1923年創辦《新天津報》，隨後還創辦了《新天津晚報》和《文藝報》等5種報刊。“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軍鯨吞中國東北，劉髯公運用他所有的報紙和刊物宣傳抗日救國。1937年8月日本侵略軍佔領天津後，劉髯公憤然以停刊示怒，他在《新天津報》上發出號外，向天津父老告別。日僞政府試圖利用這張報紙爲他們邀買人心，同時想把劉髯公這位名人拉進維持會，因此對劉髯公威脅利誘，不惜使盡各種手段。然而劉髯公不爲所動，拒不復刊，更不肯爲日寇服務，還把日本當局派來的信使斥罵一通。
一天天降大雨，住在意租界的劉髯公聽說附近東天仙戲院(今民主劇場)門前聚集着上千名無處可去的難民，他不顧家人阻攔，乘車冒雨到東天仙戲院前查看民情。當他看到千百名難民任憑大雨澆淋，便打電話與東天仙戲院的產權人、法國儀品公司董事長聯繫，提出先讓難民們住進戲院避風躲雨，租賃戲院的錢由他支付。回家後他又與有關人士約好第二天去法租界共同商議如何救濟難民的事。豈料第二天上午他的汽車剛從意租界駛上萬國橋，埋伏在橋上的一羣日本特務，就像綁架生寶堂一樣劫走了劉髯公。
據說在日本憲兵隊的刑訊室裏，面對殘酷的刑訊，劉髯公始終以訓斥和咒罵回擊日寇。日本特務軟硬兼施，打完之後請他喝茶、談判，要他繼續辦報，宣揚日本人所謂的“中日共存共榮”。劉髯公錚錚鐵骨，罵不絕口，敵人惱羞成怒再次對他動用大刑。
3個月後，經家人及親友多方取保，劉髯公被允許接回家中養“病”。回家後由於刑傷太重，傷及內臟，不到半年劉髯公抱恨而去，年僅45歲。
見證多少人間悲劇
萬國橋開啓後通航大船，說明其橋下航道很深，此乃好事，但於另一方面也是壞事，例如時常有人把她視爲理想的自殺之地。
萬國橋建成之後，曾有不少窮苦百姓，被種種苦難壓得喘不過氣來，一時想不開，跑到萬國橋上縱身一躍命赴黃泉；也有不少賭徒、破產的商人跑到萬國橋上扎進河底尋了短見。橋下水深，人跳下去轉眼之間就不見了蹤影，別人想救都撈不着，自殺死亡率極高，而且傳說從這裏可以漂向大海，因此人們願把這裏選爲自殺的場地。據說當時有個名震全國的京劇名角，演戲多年一招一式極其認真，從未出過半點差池。不想一次在天津演出《八大錘》時，此君扮演前往敵營斷臂說降的王佐，表演中他一時疏忽舉錯了胳膊。觀衆眼尖，一看在斷臂之處又舉起了手臂，鬨堂大笑。這位名角羞得無地自容，除了再也不演《八大錘》外，過後逢人就講，說當時自己恨不得跑到萬國橋上跳下去。他也選擇萬國橋，足見對於自殺者而言，萬國橋的名氣有多大。後來法國人在橋上常設警察，除爲保衛大橋的安全，也爲防止有人跳橋。
在那暗無天日的舊社會，特別是在天津淪陷在日寇之手的那一時期，萬國橋見證過多少人間悲劇？有的雖然不是跳橋自殺，但命運也在萬國橋那兒突然逆轉，變得生不如死。
當年萬國橋下左右全是碼頭。日本侵略軍從華北農村抓來的許多農民，被火車押運到天津，又從這裏被押送上海輪，從此背井離鄉地成了日本的勞工。在天津，日本當局不敢明目張膽地在大街上抓人，便以招工爲名騙走無數青壯年強迫他們做勞工，例如後來的天津曲藝藝術家李潤傑，當年就是其中的一個。
1931年春天，14歲的李潤傑在天津一家鞋鋪裏學徒。一天吹毛求疵的師傅又要打他，他本能地用手護住腦袋，師傅一巴掌打來，正好拍在他握在手中的錐子上。錐尖刺破了師傅的手掌，於是，他大怒，掄起板凳毆打李潤傑，然後還要把他趕出鞋鋪。
李潤傑家住鄉下，離開鞋鋪無處安身。他在南市“三不管兒”一帶溜達，猛然看見有人招工，說是日本的“吉川土木公司招工”，待遇優厚，就毫不猶豫地報了名，以爲是有了着落。當晚李潤傑同許多應招的工人被日本人帶到萬國橋，在那兒走下碼頭上了船，從此開始了地獄般的生活。他們被運往東北鞍山的郊外，在一處軍事重地上幹活兒，身邊有日本鬼子的刺刀，四周有通電的鐵絲網。每天他們不分晝夜地勞作，累得吐血，還是逃脫不了日本兵皮鞭、木棒的虐待。他們知道上當了，但已經晚了，有人想逃，結果不是被電網電死，就是被日本兵抓回來綁在木樁上，用刺刀當衆刺穿了胸膛……李潤傑是幸運的，日本投降後他回到了天津。但他身邊的許多難友，卻再也看不到萬國橋了。
見證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
在解放天津的戰役中，金湯橋比萬國橋出名，原因是解放軍東、西兩路攻城的部隊衝破堅固的城防工事之後在金湯橋上會師，攔腰截斷了天津守軍南北之間的聯繫。但實際上，解放軍在萬國橋上及其附近的戰鬥也同樣打得十分精彩。
萬國橋更加靠近市中心，北側是重要的交通樞紐東站，南側是金融一條街和國民黨各重要機構的所在地。所以國民黨守軍在萬國橋頭修築了堅固的工事，派駐重兵，把萬國橋當作北翼守衛城南的最後一道防線。對於攻城部隊，萬國橋是解放軍在河西、河東兩大戰區迂迴穿插的唯一通道，同樣是一勢在必奪的戰略要地。
1949年1月15日拂曉時分，解放軍東野一縱三師二團經一天激戰衝進市區後，沿海河南岸插到了萬國橋跟前。橋頭守軍開始抵抗。爲減少傷亡，同時又迅速地拿下大橋，二團五連指揮員派一排戰士從萬國橋上游200米處強渡北岸，準備從橋北攻擊敵人，同時率領二、三排戰士猛攻橋南之敵。守衛大橋的是國民黨第94軍留守處的部隊，裝備精良，但是，由於已知上游的橋樑失守，知道大勢已去，他們軍心已經渙散，眼下一看解放軍攻到自己眼前，而且還在渡河準備包抄自己的後路，心想跑晚了將被解放軍兩頭兒堵截在這萬國橋上，於是便有人開始在橋北潰逃。結果僅用20多分鐘，解放軍用了不足一連的兵力，就擊潰了人數衆多、武器先進且有工事可以依託的守軍，佔領了萬國橋，俘敵50餘人，還繳獲了80多輛汽車。
更有意思的是，攻下了萬國橋的五連，僅留一個排的兵力防守萬國橋，其餘兩排的戰士緊接着迅速地衝向河北區民族路，向駐紮在今日一宮附近的國民黨第62軍軍部發起攻擊，不僅攻陷了敵人的軍部，還俘敵470餘人。萬國橋看到了解放軍神勇，也見證了這一戰爭史上的奇蹟。
(注：本文在編撰中借鑑了王凱捷、李克山、趙恩奎和楊村等同志發表的部分史料，在此向他們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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