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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祕書長安南的任期今年年底屆滿。誰將出任下一屆聯合國祕書長，早已成爲國際外交界的重要幕後遊戲。
這是因爲在越來越錯綜複雜的國際局勢下，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和“反恐“戰爭引起的“文明衝突”的雙重衝擊，聯合國作爲國際政治舞臺的重要性有增無減。
在新的國際局勢以及難以預料的國際危機中，聯合國祕書長常常具有微妙而重要的影響力，以至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
以安南爲例∶當年北約未得到聯合國安理會授權轟炸主權國家南斯拉夫，本是明顯違反國際法的行爲。可是安南以各種方式爲這一行動開脫，尤其是迅速批准以“戰犯罪”起訴米洛舍維奇，使得北約的軍事行動獲得“合法”的色彩。
所以儘管安南的任期尚餘大半年，主要大國早已開始幕後醞釀和幕前公關，推舉自己中意的下一任人選。《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美國主要傳媒近來也紛紛對此作出專門分析。
安南惹惱了美國右翼
按聯合國憲章，祕書長由安理會推薦後經聯合國大會任命。所以安理會具有否決權的五大國一致，是祕書長人選的必由之路。
另一有趣事實，是安理會所有表決都是公開投票，惟有推薦祕書長人選，卻規定是無記名的祕密投票。如果候選人被否決，儘管人人皆知哪個大國作梗，聯合國紀錄上卻不記載投否決票的國名。
總之，祕書長人選的關鍵，是與五大國的關係。現任的安南便是典型。
1996年底，第六任祕書長加利競選連任，得到安理會除美國外所有14個成員國的支持，而美國一意反對，以否決票使得加利落敗，再成功地使華盛頓中意的安南當選。
安南上臺之後，不斷回報山姆大叔。除了前述的北約轟炸南斯拉夫，還提倡“人權高於主權論”，並且積極支持日本“入常”。無怪五年前連任時得到華盛頓鼎力支持。
不妨回顧緬甸籍的宇丹擔任聯合國祕書長時期對非殖民化過程的推動，祕魯籍的德奎利亞爾擔任祕書長期間，幫助促成南美洲民主化的重大進展。
對比之下，身爲黑非洲兒子的安南連任兩屆祕書長，非洲的經濟發展和民族生存災難卻日益惡化，由此可以看到安南在任上關心的主次。
伊拉克戰爭以來，安南與美國開始交惡，原因是安南原是克林頓政府看中的人選，在華盛頓的淵源大都屬於民主黨一系。
布什在外交上走的是與克林頓截然相反的單邊主義，在九一一之後，擺出“踢開聯合國搞反恐”的一意孤行架勢，尤其在伊拉克根本不把聯合國放在眼裏。
這難免引起聯合國上下和安南本人的怨言，惹惱了對聯合國向來沒有好感的美國右翼。
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安南與其他聯合國大員都有暗中支持克里的行徑，布什政府因此與安南幾乎徹底翻臉，抓住安南兒子捲入伊拉克石油換取糧食計劃中的腐敗行爲，放出要安南引咎辭職的風聲。
經過原克林頓政府駐聯合國代表霍爾布魯克的斡旋，這一緊張關係有所緩和。可是安南與華盛頓的密切關係再也無法復原，更毫無可能競選連任祕書長。
布什政府關注下屆人選
由於伊拉克泥沼和“反恐”的其他挫折，布什政府重新注重聯合國和多邊外交，下一任祕書長的人選自然成爲關注焦點。華盛頓目前的公關宣傳重點，是企圖破除聯合國祕書長人選的地域輪換慣例。
按照這一慣例，因爲前四任祕書長分別來自歐、美、非三大洲，下一任祕書長理當是亞洲人。美國目前和英國串通，宣揚作爲歐洲一部分的東歐地區從來沒有出過聯合國祕書長，所以應該打破常例，讓東歐人出任下屆祕書長。
這裏的如意算盤，是“新歐洲”是當今世界普遍反美潮流的例外，華盛頓在該地可以予取予求。
筆者認爲美英這一策劃的勝算極低。因爲第一，地域輪換雖是不成文慣例，但行之已久，深入人心；第二，隨着中國和印度的經濟起飛，亞洲成爲全球經濟發展的重心，而歐洲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卻在不斷下降；第三，“新歐洲”是美國蠶食俄羅斯勢力圈的前沿，莫斯科因此決不會輕易放棄在安理會的否決權，而在聯合國受制於華盛頓。
這也提醒北京必須充分行使中國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大權，保護自己的外交利益，決不能在祕書長人選問題上“韜晦”。所以可以說，下一屆祕書長的成功人選，只能是中美兩國可以達成共識、共同接受的亞洲人士。
在這一前提下，國際上出現許多人選猜測，比較熱門的有泰國副總理素拉吉、韓國外長潘基文、東帝汶外長霍達(Ramos-Horta)、斯里蘭卡籍的聯合國副祕書長丹那帕拉(Dhanapala)等人。以筆者之見，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和外交家許通美也都是恰當的人選。
國際傳媒幾乎毫不注意的另一重要事實，是聯合國成立60年，從來沒有過穆斯林祕書長。進一步說，除了宇丹，所有的祕書長都是基督徒(安南自幼在加納的美以美教會寄宿學校受教育)，埃及人加利雖然來自回教國家，卻出身基督教世家，他的名字布特羅斯，便是基督教人名彼得(伯多祿)的阿拉伯語形式。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隔閡對立日益加深之際，由穆斯林出任聯合國祕書長，似乎是幫助緩和“文明衝突”的有效途徑。問題是華盛頓很難接受一個真正獨立的回教人士，而北京則必須防範美國藉此推舉所謂“溫和”回教國家如土耳其、約旦等國的西方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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