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初的大年除夕夜，23歲的鄉村女教師徐萍紅了眼圈看着滿桌一家人。
父親徐恩懷看着女兒顯老的臉容，對三個兒子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將來你們日子好過了，一定不能忘記你們的姐姐。”
這句話勾起了徐萍4年來的酸楚回憶。2002年春節期間，作爲長女，她爲了籌集弟弟們的學費和償還家庭的債務而瞞着家人出去賣身。此後週一到週五在鄉村教書，週六和週日到城市賣身，直至兩年後道德的自責與身體的病疼行將壓垮她時才停止了賣身生涯。
在2005年底，徐萍通過電子郵件將自己的經歷告知本報記者，並且在天涯、網易、碧海銀沙等論壇上發了帖子。講述了4年來在親情與懺悔間掙扎的艱難心路。
這些帖子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是天使，還是墮落的魔鬼？人性是如何在矛盾中呈現？本報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
作爲長女，她所面對的
幾經周折，記者找到了徐萍家。這是中國南方某省一條鄉村公路旁的單層紅瓦磚板房，白色泡沫塑料箱四處墊放在屋樑下，她的父親徐恩懷說這是雨天時用來接屋頂漏雨的，家裏沒有財力修繕日漸老化的屋頂。
徐恩懷的大兒子正在北方一大城市上大學，兩個兒子讀高中，三個兒子學費一年至少2萬元。第二個兒子在去年其實已考上大學，但考慮到家裏供不起兩個人上大學，所以他選擇了再在高三複讀一年，等他的哥哥大學畢業找到工作後再考。學費重負已使他家在2005年欠上了4000餘元新債，家中尚有1994年欠的舊債。
妻子陳蓉講起了那20萬元鉅債的由來。1994年，丈夫徐恩懷滿懷希望地從本地“農村基金會”裏借了14萬高利貸買了卡車，夫妻倆跑起了販運香蕉的生意，但三四年間，高額的管理費和三次車禍，徹底擊垮了這個缺乏抗風險能力的農民。他本息合計欠了“基金會”共約20萬元。積勞成疾的他還在1997年被切除了膽囊，後來肝功能也出了問題，不但欠了上萬元醫藥費，而且身體再也不能承受這種高強度工作。
鉅額的債務讓不善言說的徐恩懷變得更沉默了。他拖着病體承包了農場種荔枝和香蕉。
儘管日子艱難，但不識一字的母親仍然認爲，不能讓孩子們失學，“你們只有讀好了書，才能不再過像我們這樣的生活。”到了2000年，徐萍快讀完中專時，她的三個弟弟也陸續上了初中與高中。一貧如洗的徐恩懷咬牙以1萬元的低價賣掉了那輛14萬買進來的貨車，交了四個孩子的學費。
斜靠在母親身旁的徐萍流淚了，她對記者說，爸媽如果不要他們讀書，他們本可以過得好許多，也許像不少同村人一樣靠勤勞蓋起樓房。“在我們這個村裏，只要有普通人家的孩子考上大學，幾乎沒有不會變得更窮的。”徐萍說。記者對這個村莊的調查也發現，儘管近年大學不斷擴招，但這個村考上大學的孩子並沒有多起來，近三四年來考上大學本科的只有三四個。受調查的農民們反映，他們不想因爲孩子的大學費用而承受超出常理的負擔。
所以父母的嘆息日益成了徐萍“心中永遠承受不起的重”。2001年，中專畢業的徐萍當上了一個鄉村小學的代課老師。這一年她買了300包榨菜，吃了一個學期，全力省下工資作爲三個弟弟的學費。
在這一年，父親徐恩懷又一次病倒，卻捨不得花錢動手術，只想把錢留作孩子們的學費。但徐萍決心爲父親的手術籌錢。村裏一個貪覦上少女徐萍的人傳話給她，只要把第一次給他就可以借2000元。“爲了爸爸我差點想豁出去了，是姑姑勸住了我並借給我們家治病錢。”徐萍在給記者的來信中回憶。
2002年春節前，基金會又一次來催債，要讓法院來查封他們家的房子。徐萍陷入痛苦中，“那時我特別害怕以後過年時沒有房子，大弟弟又讀高三了，成績很好，一定能考上大學。但學費至少要1萬以上，怎麼辦？我壓力很大，得不到解脫”。
一個“阿姨”藉機慫恿徐萍去做小姐，她說當時“聽不得父母的嘆息”，“就瞞着家裏人豁出去了”，“我想可能是我前世欠了他們的，所以今世要還債。而且身體是父母給的，我用身體去償還欠他們的債”。
在親情與懺悔間掙扎
徐萍回憶往事的時候語調冷靜，好像在講述別人的故事。
她賣身的第一次是和一個不到40歲的男人。在徐萍的記憶中，那天她是在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後，帶着赴死的決心走入房間的，“當時，我只是緊閉着雙眼，腦子裏一片空白，就像個木偶，任人擺佈。木偶是不會痛的，但我的心跟着我的身體一起痛。”事後她得到了300元。以後每一次“生意”，她都會深深吸口氣，安慰自已：“死就死吧，反正就半個小時。”
這樣的日子被她形容爲“週六到週日是魔鬼，週一到週五是天使”。她把攢起來的每一分錢都交給弟弟們交學費。她經常一天就是五角錢的豆腐加五角錢的豆芽，米是家裏帶來的，一天就消費一元錢。她那時“心很苦，被人鄙視輕蔑，但堅信‘冷的是苦難，暖的是人性’”。
“當和學生們在一起，我就找回了真實的自己。”徐萍說，她在家訪時發現一對十來歲的姐弟，每餐晚飯吃的都是醬油炒飯，因爲父母都打工去了，“我很心酸，就給了他們十塊錢，叫他們買些榨菜雞蛋的”。另有一個學生整天光着腳來上課，她在到城市接客的一個週末，爲這個孩子買了雙鞋。
到了暑假，她還會陷入深度焦慮中，因爲暑假後常常就是三個弟弟將近2萬元的學費，而她那時一年的教師工資不吃不喝也不足4000元，所以她在暑假時只得以更頻密的賣身給弟弟們籌集學資。
就在2003年的一次接客中，她遇到了父親一樣年齡的工程師“文”。文同情她的經歷，並且愛上了她，每月給她800元，並讓她脫離這一行業。文還爲她過了21歲的生日，她在蛋糕、紅酒、玫瑰和鉑金戒指間感動得不知所措：“原來做小姐的人也會擁有愛情，被他愛着寵着疼着感覺好幸福。”
但在和文相處半年後，她忽然發現自己得了性病，家裏的財政依然緊張，這段時間她瞞着文出去接過客。性病是尖銳溼疣，她到醫院裏做激光治療，“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熬過來的，下面都被燒焦了，全身都是汗水”。不久文知道了真相，他哭着走了：“徐萍，這次我真的不理你了。”她哭得死去活來，走到充滿冬日陽光的街上，卻再也“感覺不到溫暖，心裏冰了”。
幾天後文出乎意料地回來了，給她帶來了幾支能根治尖銳溼疣的干擾素。治療過程的痛苦超出了徐萍的想象，“晚上睡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全身好痛，不斷地用頭撞牆，不斷地哭，不斷地叫媽，把自己折磨到累了，能夠睡着爲止。”性病不再復發了，徐萍卻悄然離開了一度想娶她的文，“因爲我不想傷害他的家庭”，“曾經擁有過值得這輩子去感念的男人就夠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