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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許多企業和個人紛紛爲對日訴訟捐款。
我國官方機構表示支持訴訟行爲
“某一天在東京的街頭，我們隨便攔住一個日本年輕人問他：你知道南京大屠殺嗎？他會毫不猶豫地告訴我們：知道，這是日本對世界犯下的罪。”昨天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河南廳，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最高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趙登舉說，“那就是中國民間對日訴訟的最大目的和願望”。
同日，在“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法律援助行動”的捐贈儀式上，民間對日索賠專項基金收到來自企業及個人的捐贈共逾256萬元。
捐贈現場“你們並非孤立無助”
昨天上午10時，由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和中華全國律師協會聯合發起的“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法律援助行動”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捐贈接收儀式。該援助行動於去年8月成立並啓動民間對日索賠專項基金，開始接受來自社會各界的捐助。
隨着主持人對參會者的逐一介紹，人們注意到，現場除了民間對日索賠訴訟的原告和參與訴訟的中日兩國律師及法學等其他各界人士之外，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思卿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曹志等官員也出現在嘉賓席中。
儀式在“中國民間對日訴訟10年艱辛求索”的電視短片中開始。國家開發銀行出場捐出人民幣50萬元，國內其他兩家企業分別當場捐贈100萬元，來自社會各界的幾十位市民，也以個人名義相繼解囊予以500元到1萬元不等的捐贈……共計256.2065萬元人民幣，這也是民間對日訴訟迄今所收到的最大數額捐贈。
這筆專項基金，將被專用於支付民間對日索賠的調查取證、受害者出庭作證、國內外訴訟等方面的交通、差旅及翻譯等費用。根據《專項基金管理辦法》(試行)，基金的收支情況接受主管部門的檢查和監督，並接受社會中介機構的審計，以及媒體、捐贈人的監督。
捐贈者中，天津某企業的老總蘇永強捐出了100萬元。“我從媒體上看到爲了討還歷史公道、手捧標語站在日本街頭的中國老人們，那時候他們滄桑悲憤的表情，讓我感到非常的難受。”同時蘇永強也看到，康健、蘇向祥等中國律師們正在幫助這些飽經傷痛的受害者們，訴告日本政府和曾作爲戰時幫兇的日本企業，而且律師們是屢敗屢戰。
“作爲企業家，我們有義務盡己所能，去幫助解決對日訴訟中的資金問題。”和其他捐贈者一樣，蘇永強想以此告訴對日訴訟的康健和蘇向祥們：“你們的事業並非孤立無助！”
艱澀歷史資金窘境絆住訴訟進程
“10年的訴訟，我越來越感覺到，歷史事實不是一句口號就能替代的，訴訟更需要有無數的事實在其中支撐。只有這樣，歷史纔不可能被任意篡改。”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中國律師康健女士昨天坦言，除了日本政府、日本法院的諸般刁難，對日訴訟的最大困難還有人力和資金的問題。
訴訟的費用主要發生在調查取證和受害者赴日兩個階段，尤其是後一階段。一名受害者如果在日本停留一星期，費用需要2萬元左右，而受害者大都已年屆高齡，需要有人陪同，這樣一來，每個受害者赴日的總費用爲4萬元左右。
因爲這是一場艱難的跨國訴訟，康健此前多次呼籲，期望能得到資金的支持，也希望有更多的日語翻譯志願者加入，讓更多的受害者不再爲錢所困，能親身走上日本法庭，指控戰爭施虐者。她說，那樣的話，勝算自然就會更大。
有着同樣苦衷的還有對日訴訟的其他身體力行者。從1995年起，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中國律師蘇向祥就開始孤身一人輾轉中日兩國之間調查取證，用翔實的證據將日本政府送上了法庭。爲了獲得更多侵華日軍遺棄化學武器傷害中國人的證據，讓更多的受害者親自走上日本法庭，蘇向祥四處奔走，自己掏腰包爲化武受害者討還公道。10年間，他先後已經爲此墊付了30多萬元。
“而更多的時候，我們是在用日本律師的錢來告日本政府。”蘇向祥告訴記者，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日本律師團爲訴訟墊付的費用已超過1000萬元人民幣。
對於爲何要知其難而爲之、爲中國受害者打官司，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日本律師高橋融昨天在捐贈儀式上說，“受害者的受害情況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事情的原委讓我們震驚了，因爲他們的遭遇已經完全毀滅了他們作爲人的尊嚴。而日本政府和諸如三菱公司等企業，卻對此諱莫如深，甚至否認曾發動和參與侵略戰爭。”高橋融認爲，訴訟，是讓大多數日本國民知曉事實真相併由此獲得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
訴訟進展
向日提交賠償基金方案
中國法律援助行動形象代言人、央視著名節目主持人朱軍昨天發言說：“我們再也不願意看到康健律師一邊不遺餘力地爲索賠工作奔走呼告，另一邊卻又孤單無奈地感嘆‘民間的聲音太弱了’！也再不願意看到日本律師爲了中國受害者的訴訟而變賣家產。”
昨天來自社會各界的數以百萬計的捐贈，無疑可以讓更多的受害者們開始用中國人自己的錢，去和日本政府及施虐企業對簿公堂了。這對於10年風雨訴訟路上的那些跋涉者們來說，意義非凡。
一位法學專家表示，有關部門的高官出席這次儀式，彰顯出官方對民間對日訴訟的態度。而此前外交部發言人也多次表態，指出日方對解決慰安婦、化武等歷史遺留問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對於訴訟本身，不論受害者還是律師等參與者，他們都有着一個共識，那就是“訴訟並非是要與日本民衆過不去，也絕非抓住歷史問題不放。而是要以此揭開歷史真相，讓曾經的戰爭施加者直面歷史責任”。
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最高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趙登舉昨天同樣強調說，民間對日訴訟活動不會影響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而正是希望兩國人民在以史爲鑑的基礎上實現永遠的和平與和解。
此外，昨天的捐贈儀式上也傳出消息，中日雙方律師團及其他友好人士，已將設立勞工賠償基金和慰安婦賠償基金的建議方案遞交給了日本最高法院，以尋求開闢“第二戰場”，從其他非訴訟的渠道解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問題。
根據該建議方案，日本政府應設立一攬子專項戰爭賠償基金，對中國的戰爭受害者進行資金償付。目前，日本最高法院尚未就此作出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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