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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患SARS者的求診之旅
2003年的那場瘟疫已逐漸遠去，但張海軍對非典的恐懼卻從未消失。自從2003年在一家非典醫院打過工後，他一直認爲自己得了非典，至今深信不疑。爲證明這一點，幾年來他跑遍了天津、北京、廣東和河南等地的大小醫院，展開了一次荒誕的旅行……
“我就爲等到一張證明我是非典患者的紙。”
——張海軍
河南省會鄭州市未來大道與金水路的交叉口，一側是中國一家著名的期貨市場所在地，向西不遠則是中共河南省委和河南省政府大院。張海軍，一名來自河南省南陽市社旗縣城郊鄉的32歲男子，在一天上午，攜帶了一包材料敲開了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大門。
“我是非典患者，你們離我遠點。”這不是一場恐怖襲擊，矮個子的張海軍看上去更不像恐怖分子，他穿着一條沾滿了泥巴、褲腿有點翻卷、辨不清顏色的褲子，頭戴一頂條絨的帽子，一個大塑料口袋拎在手裏。正在忙碌的律師們四下散開了。“你要幹什麼？”一位大膽的律師走上前問張，“要打官司嗎？用不着這樣。現在哪裏還有非典？”
“我需要一張證明，我也想打官司，你們能代理嗎？我要告醫院。”張海軍一邊說一邊掏出塑料口袋裏的材料，那是一疊疊被他整理得整整齊齊的各個醫院的門診病歷和各種格式的化驗單。
一位姓江的律師在張海軍攤開材料的間隙，撥打了110報警電話。隨後，鄭州市交巡警一大隊的民警趕到了，與此同時，鄭州市金水區衛生防疫站的工作人員也得到了通知，迅速穿戴好防護隔離服趕到了律師事務所。張海軍很快被警方控制住，醫護人員給他當場做了檢查。
醫護人員的檢查結果很快就出來了:張海軍沒有發燒症狀，體溫正常，不咳嗽、不胸悶，而且他曾經自己到醫院拍過10張片子，肺部沒有發生病變，可以排除SARS感染的可能。但這個結果並未能讓律師事務所所在的辦公樓裏的人心情平靜下來，這天中午，他們連下樓吃飯的勇氣都沒有了。
張海軍懷疑金水區衛生防疫站作出的檢查結果，他在江律師和警察面前仍然堅稱自己肯定感染了SARS，最好，律師能給他出個證明，他要打官司，因爲他已經在200多家醫院看過病了，可卻沒有一家醫院認定他患有SARS。前來檢查的醫護人員臨走告訴他:去看看心理醫生吧。
上面的場景發生在2005年2月的一天。近一年後的一個夜晚，河南南部的一個小縣城，張海軍於哥哥張海濱任教學校的一個房間內，再次攤開了那一疊疊求診病歷。他淡淡笑一下說道:“爲了檢查我到底是不是患有非典，我跑遍了天津、北京、廣東和河南的大小醫院了。”
給非典醫院打工
張海軍的病因起源於2003年5月底，姐夫揣成江給了他一個活兒，支使他和另3個同鄉工友到天津市傳染病醫院做電焊，其時，這家醫院正是天津市的非典定點醫院之一，收治了天津市發現的多例非典病人。在張等三人去醫院做工時，還有5名病人在醫院治療。之前，該醫院於2003年4月14日收治了天津市第一例非典患者，在隨後對越多越多的非典患者搶救的過程中，孫家華和孫曉榮等該院的醫護人員染病不幸去世。
“我是這年3月22日到天津打工的。”張海軍說，前幾年，他都在姐夫揣成江開的電焊門市部裏打工，這年本來不想到天津來了，按計劃他應該在深圳，他埋怨姐夫開的工資太低，“我已經跟姐夫幹了三年，每月只有300來塊錢，如果在別處，可以開到1000多塊錢。”揣成江將自己的表妹介紹給了張海軍，“他表妹說再在天津幹一年，不要彩禮錢，回來就結婚。”
2003年3月，張海軍拿着姐夫的低薪，又在天津南開區延安路上的小鋪子裏做工了，生意還是如同往年的好，張是小小的電焊鋪子裏唯一的技工，河南社旗縣的老鄉揣國遠是帶班的，還有兩個是學徒。“4月的時候，非典就來了，我們沒有了生意，成天躲在鋪子裏不敢出門。”張海軍此時想到了在老家的女友，他接連寫了四封信給她，跟她說想回家，他還打了多次電話，可那女孩的回答都是:不能回，回去就會告知村支書，會被“關”起來的。
4月14日之後，天津市新增的非典病人多了起來，“我一天比一天害怕，我想回家，即使回去就被隔離，我也要回去”。張海軍不顧姐夫阻攔，辭了工，搬到了延安路附近的小園村民房裏暫住，姐夫沒有跟他結算工錢，他無錢回家。
天津市傳染病醫院就在張海軍暫住的村子不遠，從天津發現第一例非典病人開始，這家醫院就成了非典定點醫院。到5月底6月初時，已經有60多名病人從這家醫院治癒出院，而未能被治癒走出這家醫院的病人卻是一個未知的數字。5月中旬的一天，揣成江從這家醫院接到了一個活兒，這也是非典期間揣老闆接到的不多的活路之一。
“我辭工8天后的一天夜裏，姐夫找我來了，說幹完最後一個活兒，結算工錢讓我回家。”隨後，張海軍和另外3名工友被一輛車拉走了，“是給傳染病醫院發熱門診焊一些不鏽鋼的架子，用來晾曬衣服的”。張海軍回憶，發熱門診到非典病房的距離有10來米遠，搶救病人用過的口罩、防護服等廢棄物品就堆在幾米遠的一間房子裏，“堆得滿滿的了，幹活時都能看得見”。
一口氣幹了一天一夜之後，揣國遠、揣修遠和司玉龍三個工友不幹了，退出了醫院。只剩下張海軍一個人，他一直沒閤眼，他想早點幹完這個恐怖之地的活兒，趕緊離開。
七天後病倒了
三位工友退出醫院的那天晚上，天津市遭受了一次強龍捲風襲擊。“還下起了大雨，電閃雷鳴的。”張海軍繼續在發熱門診幹活，他想早點幹完逃離這個令他恐懼的地方，“白天時，死了兩個病人，出院了一個”，他在做電焊的空隙，透過濾光鏡看到了病房那邊的情景，“我越來越感到害怕”。他就在發熱門診裏吃飯，他能清楚地聽到病房裏病人痛苦的聲音。
颳起龍捲風的那天晚上，張海軍生病了，他拉起了肚子，一趟趟往廁所跑，但他不能離開醫院，活兒還沒幹完。
在接下來的4天裏，他又前後6次進入發熱門診幹活，揣成江跟他去過一次，第7天，他又進去做了掃尾工作，揣成江這天跟去從醫院方接過了5000元工錢。
活幹完後，張海軍病倒了，他拉肚子已經五天了，此時，他感到了頭昏，萎靡不振，非常困，想睡覺，幾天之後，他又發起了高燒。“我一連睡了10多天，那些天只感到舌頭髮緊，舌根發黑。”他就躺在小園村的出租民房裏，工友也從延安路的鋪子裏撤退到了這裏，沒有人敢碰他。“我感覺到自己快要死了，一直昏睡着，偶爾醒了吃一點東西。我姐夫不讓我去醫院，他怕我被隔離起來，那樣，他和其他人也得被隔離。”工友們躲得他遠遠的，他獨自在一個角落裏蜷曲着身子，多日之後，姐夫看他真的快要死了，把他送到了小園村裏的一個私人診所。
在這家小小的診所裏，張海軍殘喘了三天，他輸了3天液，“那時，我覺得喉嚨好疼，我想自己可能快不行了”。他央求姐夫又換了一家診所，仍然是打針、輸液、吃藥，花了1000多塊錢的醫藥費之後，姐夫對他說，這病不能治了，再治下去，他就沒有了回河南老家的路費。但姐夫還是攔住他不能離開天津，“姐夫怕我真的是感染非典了”。他找到了姐姐，在姐姐的過問下，2003年6月2日，姐夫帶着他去到了天津市黃河道醫院，這是張海軍求診之路上的第一家正規醫院。那天，這家醫院的大夫對張的身體做過檢查之後，醫師胡靈給出的鑑定結果是病毒性感染，建議去天津市傳染病醫院，也就是張做工的那家醫院，做進一步的檢查。
但是，揣成江不給醫藥費了，“他不想讓我去做非典檢查，如果查出來真的是我感染了非典，他怕承擔責任”。接下來，張海軍又回到小園村的診所輸液一天。晚上，姐姐偷偷塞給了他幾百塊錢，6月4日，他一個人跑到了天津市商學院衛生院門診，這次的檢查結果仍然是病毒性感染，建議他去傳染病醫院。
於是，張海軍自己撥打了天津市非典防治中心的電話，可接電話的人告訴他，只能是他自己到醫院住院觀察、接受治療，該中心不能接診、不能派車。他第一次聲稱感染非典並要求醫治的請求被拒絕了。
“姐夫說，先自己挺着吧，實在不行了就讓120把我拉走，但不能回老家，回去10萬元也治不好。”可是，張海軍此時特別想回家，姐姐再次給了他300元錢，成全了他迫切願望。
成了全縣名人
2003年7月初，張海軍終於回到了他在河南省社旗縣的老家。此時，河南省非典防治的戰役已經接近尾聲，社旗縣所在的南陽市是全省的防治重點地區，張海軍到家時，全市已經發現了3例非典病人，並且都是從外地打工回鄉的，一位領導還因未對一回鄉病人及時隔離而被撤職。
張海軍是悄悄回到城郊鄉郭莊村的家中的，沒有人阻攔他，並不像他想像的和女友告知的那樣。“找人把我隔離起來，我覺得是感染非典了。”他給村領導打了電話，但電話那端傳來的卻是責怪:“誰讓你自己跑回來的！在天津得的非典迴天津治去！”放下電話，沒有人來到他家裏過問。
7月7日，他主動來到了社旗縣人民醫院，主抓非典防治的郭金華醫生給他做了診斷，結果爲:咽痛月餘，體溫36.7攝氏度，雙側扁桃體腫大，兩肺呼吸音清，無鑼音，請拍胸片協診。郭醫生告訴他，不一定是非典，但具體什麼病他也說不了。“醫生讓我去找衛生局長，我就找了。”張海軍去了兩次縣衛生局，找到了局長和局書記，可他得到的答覆是:“你回來幹啥？還不趕緊迴天津報非典去！”
迴天津是不可能的，可是他認爲自己感染了非典的可能性更大了。“如果迴天津，要坐火車轉汽車，接觸很多人，不是害人嗎？”他找到了縣政協主席強誌喜，強曾經是全國勞動模範，被國內多家媒體宣傳過。“我相信他不會不管吧，他可是我崇拜的對象，他是名人。”強聽完張的敘述，催他趕快到醫院確診，張說醫院看過了沒確診，強只好表示沒有辦法了。
從縣城周折了一番之後，張決定到郝寨鄉衛生院碰碰運氣。“這個鄉是從北部進入社旗縣的必經之地，我是從那裏回家的，他們有阻攔隔離我的責任。”一位姓魏的醫生給他抽了一次血，“花了我3塊錢”。他得到的結果再一次是病毒性感染。魏醫生告訴他:最好趕緊住院輸液接受治療，但只能到城郊鄉去，即便是非典，他們也管不了。接下來，他遵醫囑到城郊鄉衛生院拍了肺片，又抽了一次血，結果是有炎症，但沒告訴他是何種炎症。
進入2003年7月之後，郭莊村的診所多了一位常客。張海軍每天都要在這裏輸液，“我大哥從平頂山批發了成箱的藥品”。一個月之後，他告訴診所的李醫生，“喉嚨不疼了，但發燒、頭昏、瞌睡的症狀沒有消除”。
病情稍好些了，可以走動了，張海軍又開始了非典確診的征途。他再一次去找縣鄉領導，一位鎮長告訴他:“如果真是非典，你就在家等死吧。”他不再找鎮長，而去找衛生局的局長們，“但每個局長見了我都跑”。他又去找縣醫院張院長，“院長親自開車把我送到衛生局長面前，可局長當着我的面對院長說，這事兒不要管。”從此以後，張海軍再去找縣裏的任何領導都無人接待了。又過去了10天，他跑到全縣最北的唐莊鄉衛生院，“我打了一針600塊錢一支的藥，那裏的醫生說是專門治非典的”。張沒有錢，只給衛生院掏了50元，打完了針，醫生告訴他:“好了，你體內的非典病毒殺死了。”
幾天後，張海軍發現打過那麼貴的針後，病情並沒有明顯好轉，舌頭仍然是黑色的、發紫、疼，大腦感到難受得厲害，他無奈之下再次斗膽找到縣醫院，一位醫生呵斥了他。自此，他再不敢到縣醫院去了，也不敢打針輸液了，躲在家裏吃起了中藥。幾個月折騰下來，張海軍轉遍了全縣的大小醫院、診所，向幾乎所有的政府部門報告自己得了非典，他成了全縣的名人。
全國求診路漫漫
在吃過了400多服中藥之後，張海軍給南陽市長打了電話，很快，市衛生局派了4輛車到郭莊村，但車到的時候，他卻跑到了縣城，鄉衛生院的院長對市裏來的人說:“這孩子神經病。”等他聽說消息趕回時，車隊已經離開。
張海軍不想就此罷休，他從不放棄自己感染了非典的想法。“我一邊吃着中藥，一邊找醫院看病，我不在南陽市範圍內找醫院了。”他開始往外面跑，平頂山、駐馬店、洛陽、許昌等地的醫院漸漸被他轉遍了。2003年12月初，他跑到了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一個醫生對他說:“拿5000元錢來吧，保證給你治好。”他在這個醫院做了檢查，12月5日，結果出來，顯示他患有5種炎症:膽囊炎、肺炎、扁桃體炎、胃炎、腸炎，但醫院同樣沒給他確診非典。張海軍因此放棄留在該院治療，踏上了更爲漫長的旅途。
2004年初，張海軍花完了他打工多年積攢下的錢。“兩萬多吧，記不清了。”他已經跑遍了河南省大部分地市的醫院，“我就爲等到一張證明我是非典患者的紙。”這時他幾乎傾家蕩產了，爲得到一張遙遙無期不知所終的紙，他來廣州打工掙錢。前往廣州還有一個理由:這裏發現非典早，中國權威的非典專家也在這裏。
他在哥哥打工的一個貨場找到了工作，“做搬運工，每月六七百元。”兩個月後，他打聽到廣東省衛生廳的位置，被保安攔住未能進入，他又找到廣州武警醫院，求醫被拒。“我哥哥勸我不要去醫院檢查了，真查出來可該怎麼辦啊。”他聽不進哥哥的勸告，撥打了廣州120，救護車把他拉到了一家醫院，這家醫院的院長親自出面詢問病情，之後對他說:“廣州早就沒有非典了，你還是回河南查吧！”
在廣東，他去了廣州、中山、深圳、東莞等城市的大小醫院，他的渴望仍然未能實現。他決定北上，北京或許是他的圓夢之地？
“我去了301、協和、佑安等大醫院，也去了一些小醫院，他們一聽說查非典，都攆我走。”只有地壇醫院接受了他的請求，一位副院長出面給他做了檢查，結果出來後告訴他:病毒性感染。“一位醫生問我，怎麼沒把你抓起來啊？”轉了一圈之後，又回到了在天津最早檢查出來的結果上。這時，他在廣州打工掙到的錢又花光了。從最初求醫到2005年底，積攢在張海軍手裏的大小醫院的病歷已經有數百份，分別出自天津、北京、廣東、河南、河北、山東、山西、江蘇等數省市的200多家醫院。
在最近的一次一家醫院對他做的常規檢查中，他身體的炎症已經由5種增加到了10種:咽喉炎、扁桃體炎、鼻炎、頸椎炎、食道炎、腸炎、結腸炎、胃炎、膽囊炎、賁門炎。
自認爲傳染了很多人
2003年以來，郭莊村死了三個人。張海軍說:“他仨都是被我傳染死的。”他對村民們說，“我把你們都傳染了，你們都有病。”可村民們對他的話只當是笑話:“他有神經病了，我們都好好的，他到處亂講，怎麼不把他抓起來啊！”張海軍從村子西頭走到東頭，穿過村中央的大街，一些人看着他的背影“嗤嗤”笑，“他說他是非典患者，有時還說是艾滋病患者，連禽流感都檢查過了”。
不但村民否認了被張傳染，就連在天津傳染病醫院和他一起做工的揣國遠和揣修遠也否認了。“怎麼會是非典，他瞎說。”揣國遠這兩年一直跟着揣成江做工，“如果他是，我們幾個都應該是”。
沒有一個張去過的醫院的醫生願意對張的病情做過多的闡述，一些醫生表示“記不清”有這麼一個病人了，200多家醫院給出的多種迥異的結論讓張無所適從，更讓他深信自己感染了非典。
張海軍承認，每次聽說有大規模高傳染性疾病出現時，他就會到醫院做一次檢查，當聽說在鄰縣發現了艾滋病之後，他在醫院做了HIV初篩，可他和這些病沒有關係。
村中的一個叫趙劍鋒的死者和張海軍的接觸較多，曾經跟張一起外出看病，併到北京上訪、告狀，從北京回村後被檢查出血液病、腎中毒，一個月後死掉了，才30多歲；另一個死者則是經常到張家串門，看張海軍寫反映病情的材料，不久後突發病死去，40多歲。這兩人的死亡更讓他認爲自己真的感染了非典。
除了懷疑將病傳染給了鄉親之外，他更懷疑在廣東一起打工的工友可能也遭到了不幸。他因爲總是外出看病，在廣東的打工斷斷續續，經常被老闆“炒魷魚”。據張回憶，他進過的工廠有10家以上。
“他是胡扯的，他自己纔有病。”一些接受訪問的和張接觸的打工者，否定了張的說法，“誰沒有個感冒、頭疼發熱的？只要我們吃藥被他看見了，他就說是被他傳染了。”張在廣東接觸的打工者大部分是他南陽的同鄉，並且，他能夠前往廣東打工也是一個同鄉帶他出去的，由於他總是到處反映、找醫院看病，2005年初，他的同鄉就把他辭退了。自此，張海軍一邊吃着自己熬製的中藥，一邊四處上訪、告狀，還是爲的一張能證明他感染了非典的紙。
“自疑非典者是心理上出了問題，是一種臆想症，甚至是狂想症。”北京預防“非典恐懼綜合徵”心理援助專家俞智然認爲，張海軍在發熱門診做工7天，他目睹了非典病人的救治、甚至是病人死亡的過程，從未有過的恐懼感使他堅決地自認感染非典。“他感到生存的希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他需要排泄。”俞智然說，張海軍內心的恐懼感被釋放出來後，纔有可能使病情好轉，“就像他說的，他需要一張證明非典感染的確認證明”。
“我也見過二哥海濱偷偷吃過藥，他們都有病了，只不過怕外人知道。”張海軍也認爲父母被他傳染了，“二老這兩年一直咳嗽，家裏也沒錢看病。”他的父親張福祥老人76歲，不認爲兒子說的有假:“如果他沒有被傳染非典，爲啥身體沒有以前好了呢？他現在連重體力活都幹不成了，外出打工也沒人要了。”
確實如老人所言，張海軍除了被檢查出的10種炎症外，從體貌外表來看，已經不像是一個剛30出頭的年輕人，倒像是一個老年人了，走不了遠路，體質極差，常年服用中藥。“他到底是得了什麼病呢？不是非典又是什麼呢？”二哥以前也懷疑他的說法，勸阻他不要亂跑看病、告狀，而今，他也在爲弄清弟弟的病四處奔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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