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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作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時介紹，《物權法》列入今年立法計劃，草案待條件成熟時再提請審議。
《物權法》草案自去年7月公開徵集意見後，一直爭議不斷，並出現針鋒相對的不同意見。既有北京大學法學院鞏獻田教授質疑《物權法》草案違憲、背離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也有學者就《物權法》草案具體內容提出了不同意見。
《物權法》草案第4條：“……動產的佔有人是該動產的權利人，但有相反證據證明的除外……”
左大培(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物權法》草案片面強調依據“佔有”來界定“動產的權利人”，佔有的定義就是“佔有人對不動產或者動產的實際控制。這容易導致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通過偷、搶、騙而實際控制”了的動產(如銀行存款)都成爲合法財產，前提只有一個：沒有“相反證據證明”“實際控制”者的不法行爲。因此，這種方式使來源於侵吞或盜竊公有財產的非法所得合法化變得極爲容易。
尹田(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物權法》起草小組成員)：這是對民法中“佔有”制度的曲解。《物權法》中將動產的佔有人“推定”爲權利人，既符合人們的生活習慣，也具有法律價值。
推定的意思是假定，只是暫時性結論，並非終結裁判。只要出現相反的證據，證明他是無權佔有，就可以推翻這個“暫時”結論。第二，持有這種看法的人將客觀的、絕對真實的事實等同於法律認定的事實，但實際上，二者有時並不吻合。打個比方說，張三確實殺了人，但我們現在無法將過去的事實回放，缺乏足夠的證據，那法律只能“疑罪從無”。同樣的道理，你說他侵吞或盜竊國有資產，必須要有證據證明，如果只憑感覺懷疑、猜測，那就全都亂套了，任何人都可以惡意揣測他人財產的合法性。需要明確的是，《物權法》解決的是財產保護問題，這並不影響其他法律如刑法“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應用。
《物權法》草案第58條規定：“國家投資設立的企業，由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所有者權益。”
左大培：這實際上還是把轉讓國家和集體的企業所有權的權力賦予了少數官員個人。由他們任意決定把國家和集體所有的企業所有權轉讓給誰、怎樣轉讓，必定會造成國有財產和集體財產的巨大損失。要防止以“企業改制”爲名大規模掠奪國有財產和集體財產，《物權法》應規定轉讓國家和集體所有的企業所有權、包括出售這些企業的所有權，必須經全體人民或相應的所有者集體全體同意。
尹田：國有財產的所有權者是國家，這沒錯；但國家所有並不意味着是每個公民都有所有權。全民所有制是經濟學上的概念，而所有權卻是法律概念。代表全體人民的國家很抽象，她的很多實體權力都在我國憲法裏有明確規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國家行使管理權，這當然也包括對財產的管理。《物權法》規定政府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所有者權益只不過是對憲法規定的具體化。政府有沒有權力和權力行使的好壞是兩碼事，保證政府履行好職責需要其他措施來解決，《物權法》不能大包大攬。
《物權法》草案第70條規定：“企業法人對其不動產和動產依照法律或者章程享有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
左大培：草案中並沒有說明國家和集體對企業法人本身的所有權，這必將給少數掌握企業權力的人侵吞企業中的國有財產和集體財產創造合法空間。
尹田：國有企業資產誰有權處分，我認爲就是企業法人。國有企業在參加經濟活動時，必須要有獨立的財產權利，跟其他性質的企業同樣承擔責任。要搞清楚的是，企業法人有權處置不等於處置適當。國有企業資產必須與國庫分開，如果國企的債務清償都由國家負責，那企業自主經營的基礎就不存在了，對國家也不利。
現在出現了少數企業領導侵吞、賤賣國有財產的問題，有人提出，企業法人不能有處分權利。這其實是對國有企業的管理有意見，杜絕這類現象方法是要對政府權力進行控制。《物權法》有自己的功能和任務，國有資產的管理是行政法問題，如果《物權法》集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功能於一身，那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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