涪陵一中的一間高三教室裏，許多課桌被疊起來，他們的主人已經外出打工了
郭雲明的老父親站在自家簡陋的房子前，孫女的學費讓這個本不富裕的家庭陷入困境
沙塵暴、灰霾、污水菜、房價高、看病貴……越來越多的東西被我們習慣，被我們視爲正常，以至於忘記了它們原先並非合理存在。
對於重慶涪陵高三學生以及他們的老師家長來說，這個被習慣的非合理存在就是放棄高考。當記者就541名學生棄考一事赴當地調查時，有的被訪者流露出驚奇的表情，他們不理解，這種“極其正常”、每年都在發生的事有何新聞可做？然而，他們不知道，這樣的事竟變得正常了本身就值得關注，而我們那種可以習慣一切的習慣更值得警惕。
在距離城區40多公里的涪陵十二中高三一班教室，班主任陳柳老師正在給學生講解高考數學試卷。他不用像去年那樣大聲說話，講解之餘還要停下來維持鬨鬧的課堂秩序。在像被“鬼剃頭”一樣的教室裏，後半截空出長長的尾巴，不到30名學生將講臺圍成一面扇形，任何一個聲響，甚至眼神的潰散都在老師的視線範圍。
教室後面，在那條隱約可見的“距離高考還有64天”的標語旁邊，一些課桌被上下合疊起來，沿着牆壁壘成一排。這些桌子的主人，早已不會出現在課堂上。上學期高二會考後，這裏有37名學生離開學校。校長景槐魚說“從高一開始就陸續有學生退學打工，這在當地極其正常”。
這種正常，同樣包括了涪陵區其他8所非重點高中。最新的統計數據是在去年12月，重慶市涪陵區17所中學上報給區教委的參加畢業會考總人數僅4837人。這意味着，與2003年學校招生5500餘人相比，兩年時間裏，一共流失了663名學生。到高考報名時更是縮減到4296人，又有541名學生放棄學業。
“爲了落實高招工作，我們提前了2個月到各個學校宣傳。”涪陵區招生辦副主任餘三紅說，“結果還是有這麼多學生棄考。”
學生們都到哪裏去了？4月5日，黃昏。棄考學生曉敏剛剛刨完一塊榨菜地回家，她的家在珍溪鎮附近的半山坡上，四間橫屋，牆面是泥土，屋頂的瓦片殘缺不齊，還有一道塞得進手掌的縫隙——一年前，屋子一角曾經傾塌過，沒那麼多錢修補，只能開天窗。“班上很多人都不想讀了，我是因爲家裏窮，大學學費那麼貴，父母身體又不好，所以決定回家幫他們。”曉敏解釋說。
供養孩子讀書(尤其是念大學)如同超生一樣給村裏帶來貧困，正在這些山坡上蔓延。在藺市鎮邊的山上，四周小樓聳立，一位兒子在涪陵師範學院念體育系的母親說：“兒子不上大學的話，我們也能修棟樓房。”在她身後，突兀的三間用泥土堆砌的房子，是一家四口的棲身之所。
涪陵區乃至教育部的官員也不得不承認，高額的教育收費導致“越來越多的青少年放棄讀書的夢想”。尤其是這些貧困的教育底子薄弱的中西部山區，“十年寒窗，金榜題名”的字眼已被告知失去了魅力，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更現實和功利的出路。
餘三紅所在的涪陵區招辦通過各中學領導和教師對其中的529名棄考學生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264人外出打工，98人因經濟困難等原因輟學在家，此外，還有小部分學生因就讀了民辦高職、降級等原因，放棄高考。
一個明顯的特徵是，在放棄高考的541名學生中，絕大多數是農村高中學生，越是地理位置偏遠的學校，人數越多。景槐魚認爲，“這些現象並不反常，區域經濟的差異，導致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給城市和農村的學生造成了天然的難以逾越的鴻溝，越來越多農村學生享受不到大學教育。”
【四流學生】
農村娃上高中就是爲了一張高中文憑
“如你所看到，這裏的學生多數是前程渺茫。”中午休息時，景槐魚靠在電腦前的椅子上說。
涪陵十二中坐落在一個有着2.6萬人口的珍溪鎮東頭，學生來自周邊五個鄉鎮，它離繁華的城區有50多公里，這個距離等同其他農村中學的地理位置。
這個時候，校園最西端漂亮教學樓五樓的高三教室異常安靜，除了桌上畢業班特有的堆積如山的複習資料幾乎找不幾個人影。另一間教室，5個女生圍成一團高談闊論。能否考上大學，已成定數，在類似的休息時間裏，她們更樂意彼此交換QQ聊天或者見網友的心得。
“大部分學生是抱着讀了三年高中不參加高考怕以後留下遺憾的想法，才繼續留在教室裏。”景槐魚說，在涪陵十二中4年來的高考中，只有去年一個學生上本科線，而且還是體育特長生。
“他們讀高中的目很明確，就是一張高中畢業證。”景槐魚把這種教育稱爲普及高中教育——這是涪陵區教委在十五規劃中提出的目標，它預計在2010年實現。
景槐魚相信，整個農村中學的教育目標都是一致的，因爲從高一招生時，“這些學生，都是四流學生”。
四流是對學生生源的一種描敘。更確切來說，是在九年義務制教育結束後，城區和農村學校、重點與非重點高中在生源爭奪戰中對學生的一種區分。這已經成爲中國教育在農村的普遍現象。
“市重點學校擁有優先錄取權，劃定分數線後，把優異的學生都錄取了，此外還有區重點，城區非重點中學。”經過前三輪遴選後，才輪到這些普通的農村中學，所剩學生，已經在四流之內。在涪陵區，共有6所農村高中，如景槐魚所言，這些學校更多的是在承擔普及高中教育的責任，高考與他們無關。
這種教育機制也得到了家長的認可。珍溪鎮永柱村二隊的陳永珍說，“初中畢業證人人都可以拿到，別人都向大學看齊，我們家裏窮，孩子讀書又費力，拿個高中文憑就行了。”她的兒子王勇，在參加完會考並確信能拿到高中畢業證後，到外面去打工已經2個月了。
跟當初的打算一致，農村中學大部分學生高中會考後便外出打工。出於對上述事實的理解，景槐魚認爲，高中學生流失，是件極其普通並且合乎現實的事。
與之相印證的是，據涪陵區招生辦調查，佔絕對數量的棄考生正是從這些“四流學校”裏出來的。在涪陵區6所農村高中，棄考的達252人，其中涪陵二中104人、八中11人、十中39人、十二中37人、十七中30人、建峯中學31人。“高一時招生270名左右，如今還剩下130人，從當初的5個班縮減到3個班。”棄考人數最多的涪陵二中張校長說。
但在涪陵一中副校長毛敬平看來，夾雜在市重點高中和區重點高中的縫隙裏，城區中學雖然沒有統計放棄高考的學生數量，但同樣仍面臨着困境。
在涪陵一中8個高三班級裏，每個教室都空出了10多個座位，流失最多的高三三班，目前只有23個學生，正好是高一時的半數。
這所城區內的普通中學，在2005年高考，只有1名學生考上二級本科院校。
【城鄉差距】
教育與經濟一樣，城鄉間有條巨大的鴻溝
景槐魚以及其他農村中學校長越來越接受，涪陵五中和實驗中學屬於全區教育金字塔塔頂的說法。作爲底層基石部分的他們，得“讓重點高中擔負起本區高考戰役的榮辱責任”。
比起那些凋零的高中，這兩所重點高中確實讓人肅敬。在涪陵區所有家長眼裏，孩子能夠進入這兩所教學樓佔據了整個山腰的學校是種榮耀。“等於一條腿已經跨進了大學校門。”
在去年高考中，涪陵實驗中學上線人數爲1349人，涪陵五中1320人，全區總分在600分以上的考生121人，涪陵五中55人，實驗中學66人。而如涪陵十二中的農村中學，只有零星幾個夠上高職的學生。
這種差距就像涪陵城區密集的樓房和該區荒涼頹廢的鄉村一樣對比強烈。這裏是典型的中西部山區，地廣人稀。全區幅員總面積2941.46平方公里，2004年末全區戶籍人口ll1.57萬人，其中農業人口81.1萬人，佔72.7%。
農業人口占了絕大多數，但主導整個城市發展的卻是工業。資料顯示：涪陵區有19戶企業進入重慶大中型企業行列，8戶企業躋身重慶市工業50強，擁有4家上市公司，加上收購的上市公司，共有6家上市公司。此外，幾年前，娃哈哈、納愛斯等一批外來企業的落戶也爲當地年均遞增13.8%的GDP做了註解。
工業的興旺，吸納了城區相當大部分的勞動力，也爲城鎮居民的收入提供了保證。2003年，涪陵城鎮職工平均月工資817元；2004年，全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52元。但在涪陵區統計局的一份報告上顯示，這些“龍頭企業”，譬如太極集團、娃哈哈公司等儘管規模較大，但與農戶無多大相關。2004年政府公佈的農民年均收入爲2529元，實際上，對於那些偏遠山區的農民來說，這仍是難以企及的天文數字。
陳其芳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個80多歲的老太太的兒媳婦以及一個14歲兒子的母親，同時也是一個經年婦科病纏身的41歲的農婦。在石塘二社，她家附近的一條馬路上，她抱怨說，還有幾個月兒子就要初中畢業，這個年輕人，是不願意跟父母去種兩畝榨菜地的，但一時又沒有目標。
去年全家的收入，“兒子每年的學費幾乎花掉了大半”。陳其芳抱怨：“九年義務制教育階段農村學生學費全免的政策來得太晚。”對於她家來說，幾乎享受不到。
她不準備讓兒子再繼續讀下去。雖然，年輕人一腦袋幻想，他甚至提議開個工廠。“開工廠？你有文化嗎？去讀書？你有錢嗎？”母親問。
陳其芳認爲，兒子讀到初中畢業，已經不算文盲了。這是她唯一的欣慰。
對於還在溫飽線上徘徊的農村家庭來說，把孩子送到學校的目的就是爲了脫掉文盲的衣裳，因爲，如果不那樣的話，連“到廣州打工都沒人要”。
珍溪小鎮離涪陵城區50多公里，沾上了榨菜之鄉的聲譽後，說不上貧困。寬闊的水泥硬化公路兩年前已經修到了門口，鎮子兩旁林立着嶄新整齊的樓房，網吧裏坐滿了全身心投入遊戲當中的青少年。
鎮上的學生讀完初中後，基本都升入高中，兩年之後，又紛紛離開家鄉。“家長送孩子讀高中的唯一目的就是畢業證書。”因爲隨着大量大學畢業生的閒置，如今在外打工，進工廠的門檻從之前的“初中文憑已經升到了高中文憑”。
“農村人目光短淺。”涪陵城區居民周小平對兒子的要求是，一定要讀完大學，一定要學會英語，一定要懂得電腦，還要學會開車。
他每個月至少有3000元的工資入賬，供養着一個孩子，不用在每年開學時，爲籌備學費而苦惱；他也不擔心教育質量問題，兩所市重點高中，一所區重點高中以及若干教學設施優良的城區高中近在家門口。
4月6日，心寬體胖的周小平坐在的士後座，經過氣勢磅礴的涪陵五中大門時說：“4年後，我兒子從這裏踏進大學的校門。”
【務實之選】
放棄高考離開學校，她甚至感覺有些釋懷
在涪陵農村，越來越多的孩子明確自己的前途是什麼。位於龍潭鎮的涪陵十七中高三理科班學生譚君是個直爽的女孩子。她說：“努力爭取一下，能考上高職，但父母絕不樂意供養孩子讀一個就業無望的學校。”
希望很渺茫，跟享受不到優質的教育資源一樣，每年都在擴招的大學同樣照顧不到這些山區的窮困學生。
這所高中，今年有30個學生放棄高考，剩餘的學生，大部分都已經作好了參加高考後離家打工的準備。“與其在學校等待已經清晰的答案，倒不如早點離開這裏。”涪陵一中應屆畢業生袁琳琳說。
2月12日，18歲的袁琳琳到學校報到，交了570元學費後，沿着宿舍右側垂着紫羅蘭的水泥路穿過教學樓，一路蹦跳着離開嘈雜喧鬧的校園。兩天後，新學期開始。兩個星期後，在廣州一家燈飾廠，袁琳琳開始了新的工作。
“570塊錢是保留學籍的費用。”母親高登素說，“只有那樣，到時才能拿到高中畢業證。”
這個在高考前中途退場的學生，離開學校時，並不像媒體報道的那樣悲壯，她甚至有些釋懷。回家後，袁琳琳第一句話問媽媽：“小舅什麼時候帶我去廣州？”
母親回憶說：“起初確實想過考大學，畢竟整個家族還沒有一個大學生。”
去年，涪陵一中高考合計71人上線，其中上二類本科分數線的僅有1人，17個藝術體育類，10個三類本科，19個專科，54個高職。雖然，比起那些農村中學戰績已經高了幾個水準，但“好的成績都到涪陵五中和實驗中學去了”。袁琳琳說，2005年，這兩所學校的重點本科上線人數都在300人左右，一般本科人數已經越過2000人。於是，袁琳琳和她300多名同學面臨同樣的問題。
“一是娃的成績不好，升大學困難；二是家裏經濟條件差，大學學費特貴，供養不起。”高登素說。
“那麼，考大學還是打工？總要說清楚。”畢業會考後的第二天，父親袁永德問無所事事的女兒。袁琳琳吞吞吐吐地說，班上有好多同學不讀書了，如果可能她還想繼續讀高職。
“讀高職三年要花幾萬元是肯定的，又不包分配，出來還是要找工作。”事實上，父親心裏決定了。他說：“你還不如跟小舅去廣州打工。”小舅是馬武中心小學的語文老師，停薪留職3年，目前是廣州一家燈飾廠的主管。在袁琳琳離開學校後，鎮上有家幼兒園想請她過去當老師，但她不樂意。現在，袁琳琳跟着她的小舅到廣州工廠已經2個月了。因爲還是新手，每月工資只有750元，等熟練之後，可以拿到1000元。這遠比在家當幼兒園老師的450元工資強。
這個18歲的女孩越來越喜歡外面的世界，高聳入雲的大樓，車水馬龍的街道，千奇百怪的服飾，到處洋溢着新奇。在學校雖然能學知識，但相對於打工的生活，她更喜歡後者。“比讀書還是要輕鬆些。”
【風險投資】
供女兒上大學使郭家成村裏最窮農戶
袁琳琳的家鄉，幾乎沒有人認認真真考慮過是否要讀大學。相反，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大學這類風險投資所帶來的巨大危險性。散落在北山坪永駐村4隊的50多戶村民，對於這裏惟一的大學生家庭郭雲明一家的爭議就從未間斷過。
郭家的獨特，不全因供養了一個大學生，同樣是在貧困村落裏，那棟坐落在半山坡上簡陋矮小的土屋，看起來更像是鄰居家的豬圈。
爲了供養女兒讀大學，郭雲明每年開學時都要找親戚和鄰居借錢，每次借錢，郭雲明都許諾，等孩子大學畢業找到工作了，馬上歸還。最近，一個傳聞又成了永駐村4隊村民們的熱門話題——那些被借過錢的鄰居擔心，7月份畢業後，如果郭家女兒沒有找到工作，這筆債務找誰去要？
有一天，當在涪陵師範學院讀音樂專業的郭佳麗向父母拿今年6000多元錢學費時，蒼老的郭雲明感嘆：“讀大學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最近，由國家教育部官員調查的數據是：按照每名貧困大學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計算(包括學費、生活費和住宿費)，一個本科生4年最少花費2.8萬，相當於一個貧困縣農民35年的純收入，這還是在不考慮農民自身的吃飯、穿衣、看病、養老等因素的情況下。
在永駐村唯一還在堅持讀大學是理想出路的郭雲明家，雖然這個一輩子都跟土地打交道的老實菜農還沒細緻算女兒讀大學的所有費用，但答案可以從郭家的狀況窺見一斑。“這是周邊10公里內，最窮的一戶人家，早些年，連房子都沒有。”鄰居楊娟說。
郭雲明一家靠進城賣菜，去年收入爲2000多元，郭佳麗每年的學費在6000元左右，現在已經從家裏拿走了2.4萬多元。郭雲明和妻子每天拼命地刨地，甚至希望一塊土地能長出兩塊地的蘿蔔。但事實上，按照1毛錢一斤的蘿蔔價格，他現在刨的這塊地的收成，甚至連來回車馬費和伙食費都不夠，因此，他每次都選擇天矇矇亮挑着擔子走30多公里的山路進城。
“所有的錢都給了郭佳麗的學校。”站在空蕩蕩的家門口，郭雲明79歲的老父說。爲了攢集家用，老人每天都要上山幹農活。他今天下午的任務是挑糞澆灌菜地，從半山腰到山頂，老人肩上的糞桶晃晃悠悠，一路灑了很多。來回了四趟，直到他似乎用完了所有力氣，他將擔子放在一塊平整的田壟上，弓着腰愧疚說，“要是以前就不會浪費這麼多了，現在老了”。
近段日子以來，郭雲明也感到蒼老迅速而至，這個50歲的漢子，妻子和他身上的衣服都是找鄰居借來的，他一臉愁雲，心思沉重。
土地越來越貧瘠，白菜的價格賤1毛錢一斤，尿素卻買到了80塊錢一包，而臨女兒畢業的日子也越來越近，離借學費承諾的歸還期限步步逼近。“現在工業科學了，肩膀卻壓不起了。”他說。
最令他擔憂的是，當初將女兒送去讀大學，他在心裏說服自己的美好願景，似乎也越來越縹緲，大學生找不到工作的殘酷現實，也讓他顛覆了那個決定的意義。
郭雲明不知道，2005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有338萬人，比2004年增加58萬人，增幅達20.7%。到今年，大學畢業生將達413萬人。畢業生比去年多20%，就業機會卻少20%。
“如果再做個選擇，我不會讓她讀大學的。”4年來，每當受到鄰居和親友的詰問時，他總是訥於表達。
經濟的窘迫促使越來越多的農村家庭放棄讀大學的夢想，據“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結果，農村學生在重點大學所佔的比例呈下降趨勢。清華大學2000年農村學生的比例爲17.6%，比1990年減少4.1個百分點；北京大學1999年農村學生比例爲16.3%，比1991年減少2.5個百分點；而北京師範大學2002年的農村學生的比例爲22.3%，比1990年減少了5.7個百分點。
郭佳麗儘量使自己不去想畢業後的事，雖然還只有2個多月，“如果再想下去，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出事”。
【泥巴、老人和狗】
村莊一年裏都處在勞動力匱乏狀態
年輕人傾巢而出，村莊像被抽空了一樣。“在農村，你惟一能看到的，就是泥巴和老人，還有狗。”一個叫劉雲芳的78歲老太太說。
兩年前，她的兒子兒媳和兩個分別爲18歲和20歲的孫子到上海打工，留下5個人的田土，老人一個人耕種。
由於嚴重缺乏勞動力，大量土地開始荒蕪，在永駐村4隊，一個只有50戶居民的小山坡，如今剩下的不到20人。3年前這裏涌入大量三峽庫區移民後，每個人只有3分多土地，但仍有半數以上的田地裏長滿蒿草。“長時間不播種，土地會越來越貧瘠。”劉雲芳說。
這樣的景象在涪陵區已經習以爲常。從焦石鎮回涪陵城區的路上，在一塊盤山梯田裏，兩位70多歲的老夫妻，用裂開的松樹皮一樣的枯手代替牛耕，一鋤頭一鋤頭將土地翻新。除了幹活，在閒餘的時間裏，老人們攏成團扯談，這已經成爲他們打發時間的有效方法。(轉載請註明來源：南方都市報·奧一網)
改變的還有觀念，留守土地的老人們認爲，大多數放棄學業的青少年，都是爲了生計而不得不跋涉到離家千里的異鄉去，否則的話，他們的家將面臨與郭雲明一樣的困境。
因此，在這裏，每天都在上演的悲情，丈夫離開妻子，兒子離開父母。42歲的張興文也在爲女兒外出打工的日期作準備，他是一個船舵工，在水上漂泊了一輩子，拿着800元錢一個月的薪水。
他抱怨說，村裏招商引資引進了一個瀝青化工廠，卻沒有優先安排當地的勞動力，錢多少無所謂，哪怕是300塊錢一個月，對於這些上了歲數的人，在家門口工作總比在外面奔波好。過幾天，他要去送高三退學回家的女兒到廣州打工，因爲，“村裏的年輕人都出去了”。
新的苗頭也在潛移默化中出現。打工者離開農村後，帶來工商業的反哺又促成了農村最後的現代化和環境的改善。在涪陵區最偏遠的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的大木鄉，一條平坦的水泥路，穿過12座橋，沿着60公里的山路修進了村子。在這裏，中國聯通的宣傳廣告已經貼在了牆上；屋子的樓頂出現了白色鍋蓋一樣的電視接收器；一條通向更遠的新的公路即將動工；鄉政府準備引進一筆資金，開採武陵山上豐富的煤礦資源。而所有的資金都來自當地外出打工發了財的村民。
3月3日上午10點，大木鄉黨委和鄉政府宣佈了最新出臺的一系列政策，其中重要的部分就是“鼓勵讀書”。從2006年開始：
“每年對戶籍是大木鄉農村戶口的學生，升入全國排名前10位高等學校的，一個學生獎5萬元！”
與此同時，一項重要的獎項更令村民興奮：十個靠自身勤奮努力拼搏最後成功的打工者的事蹟，用大紅紙海報貼在大木中心學校校門口的宣傳欄裏。村民爭相傳閱。
這些平均年齡只有27歲的優秀打工者當中，只有1名讀過大學，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初中畢業即外出打工。如今，他們年收入都在50萬以上，這已經超過了整個大木鄉一年的財政收入。
一個名叫李智慧的女孩，“幾乎成了村民教育子女的榜樣。”年僅25歲的她，高中畢業後走南闖北，通過自身努力，如今在北京創辦了一家科技公司。去年，她一次性帶走了家鄉8個剛剛初高中畢業的年輕人。走的時候，政府還開了熱鬧的歡送會。
出臺重獎教育政策的大木鄉黨委書記黎新平，很長時間內陷入“重視知識振興教育”和“外出打工發展經濟”的矛盾中，兩者不能平衡，他承認，現實讓村民不得不目光短淺。
“重獎大學生提高村民素質是一方面，但如果按照標準，大木鄉有史以來，幾乎沒有一個人能拿走5萬元的獎金，對於這些貧困山區來說，考大學已經很稀少，何況全國前10名的重點大學。”但“外出打工，富了不忘鄉親，只要一個人出來了，肯定會帶動一大幫人，比起那些空乏的口號，這種致富方式更適合當下農村。”因此，後者的號召力遠遠超過了前者。
上週六，一個老鄉聚會在深圳舉行。其間，一名同學有感而發：“當年要是讀大學，現在會是怎樣？”大家紛紛猜測。有的說“可能當白領了，現在正坐在經貿大廈辦公室裏上網”；有的說“可能考上公務員，進政府當官，家裏人也跟着發達了”；也有人反對，“可能跟外面的大學生一樣，正擠在10元小店裏，沒日沒夜地找工作呢”。只有譚美軍默不作聲，高中畢業出來打工的他，現在在東莞一家空調廠當質檢員，每個月拿着2500多元的薪水，除了供自己花銷，每個月還能寄1500多元給父母。他開始覺得，當名質檢員也不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