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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週刊刊載文章稱，中國基層法院正在面臨“民告官”案件大幅增長的訴訟壓力，行政案件呈持續上升態勢。有的省市基層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就比上年翻了一番，有的基層法院甚至增長了200%。而自從1989年中國頒佈行政訴訟法至今，中國各級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審行政案件已經超過一百多萬件。
文章說，在推進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民告官”案件的大幅上升，一方面表明羣衆的維護自身利益的法制觀念持續提升，另一方面，也表明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權力的不適當使用，使得在社會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和複雜化情況下，不同羣體的利益衝突有的因基層政府不當行政而演變爲“官民矛盾”。
文章指出，行政訴訟是對行政機關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的檢驗，但基層幹部卻普遍對“民告官”案件抱一種“無所謂”的漠視態度。行政首長(包括正副職負責人)在行政案件中直接出庭應訴的極少，一般多爲臨時委託律師或指定普通工作人員出庭，而事後聽取彙報了事。行政機關不應訴、不繳納訴訟費、不執行生效判決的“三不”現象較爲普遍。
專家指出，行政機關漠視行政訴訟不僅損害了司法權威和政府形象，而且是在“火上澆油”，激化矛盾。如果讓羣衆對司法救濟渠道喪失了信心，那官民衝突就無法控制在法制框架內，將對正常社會秩序帶來衝擊。一位法院領導認爲，當前應該將行政訴訟與官員的政績考覈掛鉤，使各級幹部真正樹立依法行政的理念，減少官民矛盾。他說，依法行政實際上就是對政府行爲進行抑制，而訴訟是對政府權力進行監督，保護當事人權益的最好的救濟途徑。通過訴訟，通過一個一個具體的案件審理，法治理念可以逐步滲透到當事人的意識中，幫助公民並幫助政府一點一點地改變觀念，最終實現法治。因此，如果把“民告官”的情況也列入幹部考覈，必將促使幹部依法行政，減少官民矛盾。
行政訴訟法規定，行政訴訟中除行政賠償案件外不適用調解。但現實中，在法院的協調下或通過原被告私下協商後，原告撤訴的情況仍層出不窮。基層司法部門建議，在當前官民矛盾較爲尖銳的情況下，積極推行“民告官”案件的協調機制不失爲化解矛盾的有效手段。
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長樊非說，在司法實踐中，如果完全排斥“協調”等柔性手段，法院“硬判”行政案件，往往導致“案結事不了”，不僅不能解決矛盾，還可能激發更大的矛盾；而在查清事實，分清是非的基礎上，採取調解、協商的方法，才能夠“案結事了”，化解官民矛盾。
基層法院人士建議，行政訴訟法規定，行政訴訟中除行政賠償案件外不適用調解，其目的主要在於避免行政機關爲與相對人妥協而損害公共利益。在不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不損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的前提下，協調處理行政案件並不違背行政訴訟法的立法精神。尤其是對於經審查後發現行政行爲確係明顯違法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同行政機關及時溝通，使其主動糾正，以獲得原告的諒解而撤訴結案。
文章說，妥當的協調工作，既監督了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又保障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既能使案結事了，又能融洽黨和政府與人民羣衆的關係，同時能提高辦案效率，減輕當事人的訴累，能夠有效地實現辦案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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