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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之初，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僅有18個，到1965年，和中國建交的國家已經增加到49個，對此，周恩來作爲新中國的第一任總理兼外交部長，功不可沒。
在外交部剛剛解密的1956—1960年外交檔案中，輸入“周恩來”三個字，可查出1762個檔案，這些檔案中保存着周恩來同外賓的談話紀錄、內部報告、文稿和批示等，內容涉及新中國戰後重建國際關係中幾乎所有重大問題。
通過對這些檔案的梳理，不僅可見周恩來在新中國外交史上一些鮮爲人知的政治事件，更可看到這位“人民的好總理”知曉適時進退的政治智慧和平衡全局的外交技巧。
同達賴三次談話：成功勸返
1959年從西藏叛逃前3年，時年21歲的達賴喇嘛曾借出訪印度參加佛教會議時，滯留印度一個多月不歸。此次解密的外交檔案，詳細記錄了1956年11月到12月末周恩來3次飛抵印度勸說達賴回國的談話，併成功將其勸回。
1956年，印度總理尼赫魯親自寫信邀請達賴、班禪赴印度參加將在11月舉行的釋迦牟尼涅2500週年紀念大會。此前，西藏地區在改革的過程中發生了叛亂，叛亂分子包圍解放軍，西藏局勢複雜動盪。
當時一些藏獨勢力在印度聚集，有以阿樂羣則爲首的西藏逃亡叛亂分子，有來自美國的達賴大哥當彩活佛和二哥嘉樂頓珠，有以夏格巴等願親國外的西藏官員等。
中央駐藏外事幫辦楊公素後來在回憶錄裏寫道：“1956年夏，印度邀請達賴、班禪參加釋迦牟尼涅2500週年紀念大會。這使中央政府陷入兩難，如同意，不得不考慮到達賴喇嘛在印度受到藏獨勢力的影響，如不同意，又勢必引起達賴喇嘛和一些宗教人士對中央政府的不滿。”
經過討論，11月2日，周恩來電告達賴、班禪，是否出訪由他們根據“自己的意願作出決定”。
毛澤東在1956年11月1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分析達賴訪印時指出：“要估計到達賴可能不回來，不僅不回來，而且天天罵娘，說‘共產黨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佈西藏獨立，他也可能指使上層反動分子來一個號召，大鬧起來，要把我們轟走，而他自己卻說他不在那裏，不負責任，這種可能性，是從壞的方面着想。”
達賴抵達印度後，印度總理尼赫魯在和他的談話中，強調西藏和中央政府簽訂的協議，承認西藏屬於中國。但是尼赫魯在談話中卻暗示如果中國超出了協議的範圍，西藏有困難時，印度將幫助西藏。
最終，達賴的決定驗證了毛澤東的分析。
1956年11月29日，在抵達印度訪問的第一天，周恩來在完成了3場外事活動後，先後同達賴和班禪長談4小時，這是兩人之間的第一次談話。賀龍副總理和駐印度大使潘自力陪同。
這次談話中，達賴提出漢藏幹部關係、他同班禪方面的關係、西藏地區的改革和留居國外的藏人等問題。並透露“藏獨”勢力對他的遊說，讓他感覺到混亂和緊張。
周恩來承認：“西藏的土改問題沒搞好，引起了昌都地區的一些混亂，那裏的改革是事先準備不好，搞起來後發生了叛亂。”周恩來許諾：“西藏包括昌都及前後藏3個地區的一切改革，都要得到你們的同意。”
11月30日晚，周恩來總理出席使館酒會後，又特意在使館宴請了達賴及其母親、姐姐、兩個哥哥和經師等人，向他們解釋中央的方針政策，打消他們的顧慮。
1956年12月29日，周恩來在訪問巴基斯坦後，再次飛抵印度，並於第二天和達賴進行了第二次談話，此時達賴已經留在印度超過一個多月了。
周總理談到，西藏已有人想利用達賴不在的機會，在那裏搞叛亂，使達賴回去後不好處理。雖然此事已被中央發現，沒有搞起來，但危險仍然存在。
對於西藏改革的問題，周恩來再次強調：“根據協議，西藏的領導人即達賴不同意是不進行改革的。現在毛主席要我告訴你，可以肯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內，根本不談改革。”
與第一次不同的是，達賴在談話中把滯留原因推到了下屬身上，他說：“現在主要是隨行官員中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達賴表示將向主要隨行官員傳達周總理的談話。
達賴在推脫，也在觀望，看尼赫魯會怎麼承諾。對達賴的心思，周恩來洞若觀火。1956年12月31日除夕夜，周恩來和尼赫魯進行了一場針鋒相對的談話。
周恩來指出，達賴、班禪是印度邀請來的客人，可是他們到達之後，印度方面的所作所爲，違反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尼赫魯並不承認這些事，他的態度是兩面的：一方面，美國策劃“西藏獨立”，同印度的想法相吻合；另一方面，他在外交上需要維持同中國的友好關係，對中國的反應不能無所顧忌。
面對周恩來嚴肅態度，他表白說，印度政府一向尊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將注意外國間諜在噶倫堡的活動情況，達賴和班禪將由原路返回西藏。
在尼赫魯表明態度後，周恩來總理在離開印度前的1957年1月1日，和達賴喇嘛進行了第三次談話。
周恩來把和尼赫魯的談話轉告達賴。“尼赫魯已經明確表示：重申他早在1951年所表明的態度，印度政府承認西藏是屬於中國的，印度一向尊重中國對西藏的處置……印度政府對西藏的態度，只是宗教上聯繫，沒有政治企圖。”
最後，周恩來問：“你看自治區什麼時候可以成立起來？我曾答應過你，自治區成立的時候我去拉薩，成立時我一定去。”達賴表示估計早則在1957年底，遲則在1958年初就能建立起來。
周恩來總理在表明中央立場的時候，更多地鼓勵達賴自己作出正確的態度。而達賴也終於被周恩來的誠意和決心所感動，堅定了他原本一直在動搖的念頭。就在同一天，周總理又分別接見了達賴的兩個哥哥和達賴的5位主要隨行官員。周總理向他們解釋了有關西藏的各項政策，說明西藏地區發生的軍事衝突是不得已的，還強調，搞叛亂是不允許的。
在周恩來總理和達賴談話後，當天晚上，尼赫魯又會見了達賴和班禪，在這次會見中尼赫魯也勸說達賴要早點回到西藏去。三次長談終於勸回了達賴，同年2月，達賴回到了西藏。
公開道歉：錯了就要承認
在外交事務中保持和平友好立場的中國很少向外國致歉，但此次解密的外交檔案中就記錄了周恩來總理因中國軍人誤傷尼泊爾平民，向尼泊爾公開道歉事件。
據檔案號爲105-00730-04(1)的檔案記錄，這一事件發生在1960年6月29日至7月3日。當時西藏局勢還未平定，西藏叛匪時有暴力舉動。6月28日16時45分，在靠近中尼邊界的中方地區進剿西藏叛匪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發現在科裏山口以北約一公里處有一隊人馬向中國軍隊前進。中國部隊誤認爲他們是西藏叛匪，因而開槍射擊，打死1人，俘10人(其中一人受傷)。事後發現他們不是西藏叛匪，而是尼泊爾平民。
6月29日，尼泊爾首相來信提出強硬抗議，認爲中國軍隊進入尼方邊境20公里以內。6月30日，周恩來向尼方道歉，7月2日，經過調查後，周恩來向尼泊爾首相柯依拉臘致外交信函中，詳細講述了事情的經過，他在信中寫到：“從上述的事實經過來看，這次事件完全是由於誤會而發生的一次不幸事件。這次事件發生的地點是在科裏山口以北，而不是在木斯塘地區，根據今年3月中尼雙方互換的地圖，科裏山口位於中國境內。”
儘管中國軍隊只是在自己的國境內進行巡邏，並沒有進入邊界20公里的地區，而且中國政府早在6月26日即已告知尼方，中國軍隊爲了進剿叛匪，可能會接近邊界20公里的地區。但周恩來總理從兩國的長遠友好出發，仍表示了歉意，交還屍體、俘虜，而且最終賠償了尼方5萬盧比。
此外，在當時平叛西藏形勢嚴峻的情況下，爲了兩國間的和平，中國最終下達命令中國部隊不在邊界本側10公里的地區內進攻西藏叛匪，中國部隊全部從科裏山口以北、馬丁山口和平都山口以東的地區撤離邊界本側10公里。儘管這給叛匪造成了可乘之機，並使得木斯塘地區的叛匪盤踞10年之久。
後來，周恩來總理在接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時曾說:“做錯了事，應該承認，不管是不是大國。”一個大國總理的風範表現得淋漓盡致。事實證明，承認錯誤並沒有使兩國間產生隔膜，中國和尼泊爾的關係一直非常友好。
作爲中國的友好鄰邦，尼泊爾是新中國成立後最早援助的國家之一。50年來，中國共向尼泊爾提供無償援助77筆，總價值高達人民幣15億元。在中國援助的亞洲國家中，尼泊爾的受援規模排名第二。
大躍進：糧食增產一倍
在一份編號爲116-00183-01(1)檔案中，記錄了1959年3月11日下午，周恩來接受法國記者芒德長達4個小時的採訪，採訪中，周恩來向芒德肯定了中國從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對生產活動的促進作用。
事實上，當時的周恩來並非不瞭解大躍進將帶來的惡果，早在1955年，他就因爲看到生產活動中的種種盲目冒進行爲，提出過“反冒進”，但在批評和壓力下，最終以寫檢討的形式作出讓步。
1956年1月，毛澤東在他起草公佈的《農業四十條》中，提出1956年到1967年間的糧食和棉花產量，應分別以每年8.8%、10.5%的速度遞增，事實上，依照當時國情，這個指標在12年內也難以完成。
看到這種“盲目冒進”跡象的周恩來，在公開場合贊同毛澤東的“反保守”同時，更強調“反冒進”，1955年開始制定第二個五年計劃時，周恩來更是頂住毛澤東的壓力，幾次將過高的計劃指標壓縮到合理範圍。
“反保守”和“反冒進”的分歧，在1957年末變成了一場公開鬥爭。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不點名地批評“反冒進”問題；12月末到來年初的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又對此做了“嚴厲批評”；在1958年1月11日召開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已將“反冒進”公開定義爲政治問題，在會場上向周恩來直接質問。
毛澤東的批評引起了周恩來和幾位副總理的不安，陪同周恩來赴南寧開會的經濟祕書顧明後來回憶：“幾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總理那裏討論到夜裏兩三點，商議怎麼檢討等等，那時，會議的形勢很緊張。”
1958年1月19日晚，周恩來在持續到凌晨1點的大會上承認，“反冒進”是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此後，大躍進的狂潮變得無人可擋。
經歷過這場風波的周恩來，在和芒德談到大躍進時，口氣變得樂觀而謹慎。
芒德問道：根據中國所公佈的1958年生產情況材料，他大略計算出中國的糧食收成是增加了。“即達到3億5千8百萬噸，但又出現了供應緊張和缺糧現象，其原因是否只是由於運輸的關係，這給外國人造成的印象是你們誇大了糧食生產的總數。”
周恩來並未直接回答芒德的問題，而是提到中國作爲一個“底子薄”的農業大國，一直處在人民吃不飽的階段，但“大躍進已經促進了糧食增產”。
他說：“往年我們認爲糧食增產是太慢了，不能滿足農村的需要，也不能滿足城市糧食的供應，因此不能推動工業的發展，也不能推動交通運輸的發展。所以去年我們提倡大躍進來推動生產，加上去年組織人民公社的運動，農村中更大範圍的合作運動，也推動了去年的大躍進。糧食是增產了一倍，單從需要量方面說，因爲我們沒有底子，原來就不夠吃，現在要吃得夠，這樣變化就很大了。”
周恩來沒有否認城市中有供糧緊張的現象，但仍然強調“這不是沒有糧食”。他將這種現象的出現歸爲四方面原因：一是今年要急需增產，種子需要增加了一些。二是組織人民公社後，農村開辦大食堂，吃飯不用花錢，“因此糧食也沒有定量，大人小孩都要多吃，還有鍊鋼的人將糧食帶到山上去，也沒有定量。”這樣就使得農村的消費量大了些。三是過去糧食都歸中央管，去年搞公社，中央將權利下放給地方，調糧的權利也下放了，因此地方就首先滿足地方的需要，而中央政府要將糧食調到大城市就顯得慢了。四是交通困難。中國原來的交通也是底子薄，現在生產發展很大，交通也就變成不能適應了，去年修的鐵路能不能滿足需要，並且去年鋼鐵大生產，煤鐵的運輸量很大，擠掉了糧食的運輸。交通困難還直接導致一些糧食富裕的省市，不能將餘糧運出，比如四川省。
他最後還提到，1958年的大躍進，使得糧、棉、鋼、煤的增產突破了原有比例，“我們新的經濟平衡還沒有建立好，糧食的供應緊張也正說明了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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