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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臺灣地區1995年頒佈的國民中學(初中)國文課程目標：
壹、體認中華文化，厚植民族精神，培養倫理、民主、科學觀念，激發愛鄉愛國思想。
貳、培養積極創造之思考能力及民胞物與之開闊胸襟。
叄、繼續學習標準國語，加強聽、說及討論之能力，養成負責之觀念及良好風度。
肆、明瞭我國語文之特質，增進閱讀、寫作之能力，及欣賞文學作品之興趣。
伍、明瞭國字之結構，正確使用毛筆字及硬筆書寫楷書或行書，並培養欣賞碑帖之能力，陶冶高尚之情操。
請注意這裏的用詞：“體認”、“厚植”、“民胞物與”、“國字”……可以見出，課程制定者突出強調了“國文”中“國”的自覺意識。尤其是“國字”這個稱謂，將漢字這一承載了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字地位提高到一個與國家民族尊嚴聯繫在一起的高度。其態度之堅決徹底，立場之鮮明堅定，甚至從課程標準的序號標示上都能體現出來：不用我們通常所用的阿拉伯數字“1、2、3……”，而嚴格採用漢字的“壹、貳、叄……”。
而在臺灣高中課程目標中也有類似的表述，如第三、四條：
叄、研讀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培養倫理道德之觀念、愛國淑世之精神。
肆、閱讀優美、純正、勵志之課外讀物，增進文藝欣賞與創作之能力，開展堅毅恢弘之胸襟。
再看遠的：1983年，美國“國家高質量教育委員會”出臺報告：《國家在危急之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在報告中提出，“中學英語教學應該使畢業生具備：
(1)理解、解釋、評價和使用他們閱讀過的東西；
(2)寫作結構嚴謹、有力度的文章；
(3)順利地傾聽並頗有見解地討論一些觀念；
(4)瞭解我們的文學遺產，以及這些遺產如何增強想像力和對倫理的理解，它怎樣與今天生活和文化中的風俗習慣、觀念和價值發生關係。”
當我看到第四條時不禁啞然失笑：一個立國不到三百年的國家，嚴格意義上說都沒有自己母語的國家，竟那麼鄭重其事地加以宣稱和強調。但笑罷之後卻又肅然：我們自己呢？我們雖號稱五千年中華文明古國，可我們對自己的文化及文學遺產又持什麼態度？我們在自己的母語教育中把它置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受過這種教育的人，他出來後，其胸襟氣度、情懷志趣、精神修養是怎樣的呢？其言行舉止、立身處世跟沒有受過這種教育的人又有什麼區別呢？
當然，問題不僅僅是把“語文”改成“國文”那麼簡單。
作爲一門課程，教材是根本。教育理念、課程目標首先是通過教材來體現的，而母語課程的教材尤其如此。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着國家教育部九年制義務教育及高中語文新課程標準的頒佈，到目前爲止，全國已有了十幾套新編寫的初中語文教材和六套高中語文教材。筆者本人也參與了其中一套教材的編寫。
新教材比之過去，淡化了以往教材中意識形態的色彩，兼顧了語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在課程設置上，變化最大的要數高中階段。新課標將高中語文課程分成必修和選修兩大塊。語文必修課的學習時間是一學年零九個星期，即兩個半學期，共五冊教材。學生在必修課學習結束後，即進入選修課程的學習。
但認真思考，這樣的設置似乎還有值得探討的地方。
我們還是拿臺灣地區的教材做一個對比。上面說到，臺灣的高中國文教科書包含三種：《高中國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和《國學概要》。前兩種是要求所有的高中學生在高中三年中必修的，《國學概要》則是供高二文科選修之用，每週兩節，內容是關於國學的一些基本知識。如文字學、經學、史學、子學、文學的概要性介紹，分上下兩冊。
這裏，我想重點談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這套教科書的內容實際上就是“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選讀，與《高中國文》一樣，三個學年共六冊。也許有人擔心，要求現在這些伴隨着網絡世界和《哈里·波特》成長起來的新新一代，搖頭晃腦地去誦幾千年前的子曰詩云，會不會覺得枯燥乏味？對他們的人格和文化素養的養成究竟有什麼好處？
帶着這種疑問，我翻閱了臺灣正中書局出版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爲了便於學生接受起見，這套教材的編者將“四書”的內容重新進行編排分類。如《論語》一書分爲“德行類”、“言語類”、“政事類”、“文學類”四大類。而在每一大類下面，編者又分出若干小標題。如“德行類”下面分“論道德”、“論仁愛”、“論修養”等。“論修養”下面又分出“論好惡“、“論剛毅”等。
這裏舉“論剛毅”爲例。編者選了《論語》中的三句話，如“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等。每句話後面都有“章旨”、“註釋”、“析論”三個欄目，分別對原文加以說明、解釋和闡發。
而最別出心裁、也最令筆者感興趣的是每“論”結束之後的“問題與討論”欄目。如“論剛毅”的“問題與討論”是這樣擬的：
1.既然說“匹夫不可奪志”，但是，如果一個人在志向執行上有困難，是否仍然要不顧一切地堅持下去呢？
2.試舉出歷史上三位夠當得起“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的人物。
顯然，編者在啓發學生汲取傳統文化中的價值觀和精神營養的同時，又因勢利導地將它與現代社會生活結合起來，引導學生去進一步思索社會人生所可能面對的各種複雜的境遇，懂得如何去看待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把握堅持與變通之間的關係，而不是一味地生吞活剝。
編者還非常善於聯繫學生的生活實際。如“言行”一節，選了《論語》中的“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等一共六條有關的語錄，之後問道：
1.“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能否舉生活中的一些例子來說明？
2.現代社會講究“自我推銷”，這和孔子要求的“訥言敏行”是否矛盾？
這樣的問題，在引導學生思考如何立身處世、提高自我修養方面很有價值。最可貴的是，編者並不迴避古今之間的碰撞，而是啓發學生如何以現代的眼光去汲取古典中的精髓，重新審視和理解其價值，而不是將它看成一個僵死的、一成不變的東西。
特別值得稱賞的是，這些問題，幾乎每一個都是開放性的，沒有標準答案。有的更只是提供了一個思路，或者說思考的方向，需要學生在將來的學習和生活中自己慢慢去“反芻”，去融會貫通，使其內化爲自己的人格修養、道德情操，以及價值觀和人生觀。
我想，也許這就是上文中曾提到的美國《國家在危急之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的報告中所說的——“瞭解我們的文學遺產，以及這些遺產如何增強想像力和對倫理的理解，它怎樣與今天生活和文化中的風俗習慣、觀念和價值發生關係。”
可以想見，這樣一個教材結構和教材內容，作爲一個高中學生，當他完成三年的學習時(文科學生還要加上《國學概要》)，其對母語的瞭解和掌握，尤其對中國傳統文化基本素養和水平的提升，與我們大陸一學年零九個星期的高中語文必修課相比，會形成什麼樣的差距？
其差距也許在於：前者能稱得上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而後者顯然達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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