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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派出所的大慶治安更好
大慶市公安局局長曹力偉的辦公桌上放着一隻筆筒，筆筒裏有22支籤，每個簽上寫着一個分局的名字。
2006年6月初，曹力偉從筆筒裏隨手抽出3支籤來。“不論是上級機關來檢查，還是新聞媒體採訪，我們都隨機抽籤，抽到哪裏就去哪裏。”
2月初，公安部通過新聞發佈會表示，今年將進一步精簡機關人員，充實基層一線執法執勤實戰單位力量。通過警力下沉，實現基層所隊實有警力佔所在公安機關或部門、警種總警力的85%以上。
一年半前，大慶市裁撤了全城的派出所，一年半之後，曹力偉自信地面對外界的目光，因爲大慶的改革，被認爲是走在了公安部部署的前面。
從去年始，大慶市悄悄推出這一大膽改革，原先的70個派出所全部撤銷，合併成20個分局。
一個城市沒了派出所，在建國後，尚屬首例。大慶市這一做法，也因而被形容爲“在體制上動刀”。
而在砍掉了最基層的建制後，治安形勢是否會惡化？百姓辦事會遇到困難嗎？警力資源配置是否發生了變化？種種疑慮，在一年多的改革中如影隨形。
10個環節砍了7個
“老百姓一開始有些不習慣，畢竟這是建國以來頭一回。”大慶市公安局局長曹力偉說，“給老百姓服務的不是派出所的牌子，而是派出所裏的人。”
八百垧的孫龍蘭家附近有一市場特別混亂，經常發生搶奪案件，大白天逛市場都不敢拎包。“那時候別說在市場裏見到警察，出了事報警往往都遲遲都不見人。”但是從2005年後，孫龍蘭發現這附近天天有警察轉悠，還經常有警車在市場旁停着，“拎包的賊都嚇跑了”。
“現在走到哪都能看到警察的身影，晚上經常能看到有警燈從樓下閃過，心裏感到特別踏實。”紅崗區居民尹淑芳說。
龍南分局政委陳永清每週要安排一天帶隊去社區巡邏。從前政委只要管好政治思想工作就夠了，現在則不然，“改革後所有分局的幹部，全都要下去巡邏。”陳永清說。
改變的不只是巡邏。辦理一件農轉非戶口要經過多少程序？原怡園派出所警長、現龍南分局社區三隊隊長賈雙貴最清楚，“以前要經過派出所管片民警、戶籍內勤、所長，分局戶政科內勤、科長、分管局長，市公安局戶政處內勤、戶政科長、戶政處長、分管局長這麼十個必須的環節。沒幾個月別想辦下來。”
“現在簡單了。”賈雙貴說，權力下放到分局，辦理農轉非戶口，只需經過社區民警調查、戶籍內勤審覈、分局領導審批三個環節，15個工作日內辦完。
讓胡路區紅驥牧場羣衆到最近的紅衛星派出所辦事要走30多公里、一個多小時的路程。改革後，喇嘛甸分局每天都派駐2名民警在場區警務室辦公，羣衆辦理戶口、身份證，只需到警務室交給民警，民警辦好後親自送到羣衆手中。
2005年底，大慶市公安局面向市民發放了13萬張徵求意見表，其中反映辦事不方便的只有15張。
“也許這是由公安局出面徵求意見，有人會擔心它的客觀公正。”大慶市公安局局長曹力偉笑言，“那另一個數據或許更能反映問題。”
市長熱線12345是市民反映問題的重要渠道，2005年，市長熱線共受理電話76409個，只有3個反映社會安全問題。
公安局長的反思
2004年6月，曹力偉從黑龍江省公安廳調任大慶市公安局局長。派出所民警出身的曹上任伊始，就花一個多月跑了100多個派出所。
“調研發現一個問題，很多業務骨幹被提拔成幹部之後，就不再參與一線工作。於是就出現了工作幾十年的派出所所長不會破案、不會做羣衆工作的情況。”
把一個球星放在球場上，還是放在教練席上作用大？曹力偉決定把他們趕回“足球場”上去。
按照原先的體制，每個派出所有1個所長，1個政委，2個內勤，加在一塊就是4名“指揮員”，70個派出所就是280名。市局有22個部門，包括經偵、緝毒、國保等，每個分局也都和市局對口設置了16-18個大隊，每個隊又有大隊長、副大隊長和政委等幹部。
“過去的體制中‘背手’的太多，我們的改革就是要把這揹着的手放下來。”曹力偉說。
警務體制改革後，所有派出所、分局的專業大隊取消，取而代之的是20個分局，標準是每個分局覆蓋10萬人口、出警半徑10分鐘，在分局中，則只設“三警一科”的構架。
孫萬庫原先是薩爾圖區新星派出所教導員，改革後成爲東安分局社區一隊的負責人。社區一隊有6名隊員，又分成3個小組，每組由一名小隊長負責。
孫萬庫的頂頭上司是東安分局主管社區民警的副局長。東安分局共有3名副局長，分別兼任社區、治安和刑偵大隊長，還有一名法制綜合科科長，主管後勤工作。這就是所謂的“三警一科”，而這四個部門的人員又按照3∶3∶3∶1的比例配置。也就是說，在每個分局的後勤行政人員不超過總體的10%。
在2004年6月底，大慶市公安局具有執法主體資格的正式警察只有3866人，而在基層實戰第一線的警力還不到二分之一，大部分警力滯留在上層機關。
在警務體制改革後，大慶市僅分局和縣局的行政人員就減少了715人，比原來減少了80.6%，執法人員增加了1116人，從原先的48.5%擴張到89.3%。
“原先的體制中，每12個人裏就有1個科長、2個副科長和1個內勤，600個人中就有200個官。現在改革後，600個人中沒有一個當官的，全是作戰員。這就是好體制。”曹力偉說。
“以前在基層想要爭取個科級指標可不容易，現在改革後，只要擔任6人一隊的隊長，就是正科或副科級，基層的科級幹部指數明顯增加了。”孫萬庫對這一點的感受非常明顯。
“在幹部指數上我們儘可能地向基層傾斜。”曹力偉說，“這樣可以確保基層民警的積極性，也可以減少改革的阻力。”
治安好轉
讓胡路區發生的一件事，常被龍南分局的警員當作笑談。
2003年時，有羣人在區公安分局樓下打架，打着打着就打到分局裏面了。分局的人一看，趕忙給怡園路派出所打電話，讓他們來處理，因爲分局在該派出所管轄範圍內。
“以前分局和派出所是兩層皮。”龍南公安分局政委陳永清說，“而現在的分局，其實就是個大派出所。”
“以前如果發生一起案子，一個指示從市局到分局局長，到主管刑偵的分局副局長，到分管刑偵大隊的大隊長，到中隊長，再到探長、警員，要經過這麼多程序！”曹力偉說。
曹力偉用組織學原理來分析這個指揮鏈條，一個指令從決策層到執行層，中間要經過漫長的組織協調層。“大量骨幹都無效堆積在這裏。”
經過精簡後，指令的傳達途徑被壓縮到“分局局長—副局長—隊長”。“從副局長開始就是執行層了，這個中間環節已經被壓縮到極致。”曹力偉認爲。
“和以往相比，現在我們一線民警要輕鬆不少。”龍南分局社區三隊隊長賈雙貴說，“過去派出所只有那麼幾個人，分局的工作還沒完，市局的工作又來了。動不動還要接待上面的檢查團，加上三班倒，大多數民警一週回不了兩次家。”
曹力偉發現，隨着手機和家庭電話的普及，市民報警很少再跑派出所，而是通過110。但過去市局110指揮中心接警後，要把警訊傳到分局，分局再傳到派出所，才能派出警員，中間環節冗長。
“有時出警晚了兩三分鐘，就錯過了最佳時機。”原怡園派出所警長賈雙貴說。
如今的社區採取網格化管理，每個警種的一支6人小隊分成3個小組，負責一塊社區，而每個社區裏又分佈3個警種，因此一個社區裏就同時有18名民警在執勤。
2005年7月中旬的一個午夜，市局110突然接到大慶一家酒樓附近“被搶劫”的報警，薩爾圖分局正在巡邏的社區警、治安警和刑偵警，最快3分鐘趕到現場，最遲的也在4分30秒到達。原來這是黑龍江省公安廳進行的一次隨機暗訪，警員們反應速度之快，讓暗訪人員不禁稱許。
龍南地區在大慶比較富裕，外地搶劫團伙素有“血洗龍南，回家過年”之說。
“改革前的老讓胡路分局從來沒有抓到過一起搶劫現行，改革之後，一年抓了3夥9人。”龍南分局政委陳永清說，“抓一個現行獎勵5000元現金，民警因爲抓現行，眼鏡、手機弄壞了，分局來賠。”
改革之後，龍南分局在12小時內破獲的命案數達到3起。“只要報警及時，犯罪嫌疑人還沒有跑出轄區，就被分佈在社區網格里的民警抓獲了。”陳永清說，2006年發生的一起搶劫案中，有的犯罪嫌疑人刀還沒來得及亮出來，就已經被趕來的民警制服了。
2005年大慶市破獲案件數量比2004年增加42%，抓獲犯罪嫌疑人比2004年增加31%。
是否成爲公安改革的方向
“從前每個分局都有十幾個不同的警種，有的警種忙死，比如刑警，有的警種一年也沒幾個案子，比如緝毒。警種之間的工作內容不同，也沒法形成競爭。”曹力偉說。
如今分局取消了專業科隊，副局長以下全部2人一組、6人一隊，哪個組破的案子多，誰抓獲的嫌疑人多，每個月張榜公佈一目瞭然。
一個分局的局長告訴過曹力偉這樣一個故事：有一位隊長，因岳父生病耽誤了一個月的工作，破獲的案件數很少。月末公佈成績前，這位隊長悄悄向另一位隊長打招呼，希望他能“借”給自己幾起破獲的案子，等到下個月自己再多破幾起“還”給他。
曹力偉聽到這個故事很高興。“以前哪有這種事情？這說明民警心中已經有競爭意識了。”
“大慶市公安局自1979年建局以來，經歷了一系列小的調整和大的改革，但都沒有對警務體制進行根本性的改變。”曹力偉認爲，過去的警務體制一直屬計劃經濟範疇，計劃經濟的特點就是缺乏競爭。“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讓警察內部競爭起來，現在看來，這個目的已經達到了。”
“省政法委、省編辦對此非常有興趣，先後來調研過。”曹力偉說，他們之所以感興趣，是因爲公安機關以前存在的問題恰恰是政府機關現在存在的問題，公安機關的改革方向恰恰是政府機構的改革方向。
公安部政治部調研室副主任趙偉在調研後認爲，大慶警務體制改革符合十一五發展規劃中政府機構改革的方向。
公安的改革一定要遵循政府改革的方向，曹力偉自己把它總結成四點：有限的政府，不能包打天下；有價的政府，要有成本觀念；扁平化管理的政府，層級不能過多；自我適應的政府，根據政策方針的變化自我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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