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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中國人口學會理事穆光宗在最新一期的《學習時報》上撰文說，根據國家人口計生委提供的數據，到2020年前後，中國可婚男性人口可能過剩2400萬左右。這說明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出生嬰兒性別比持續、普遍的升高和偏高趨勢已經產生了人口生態的赤字，加之在現有的夫妻婚齡差的文化模式下，女性可婚人口可謂嚴重短缺。
“一些男性的婚姻權利的實現將受到限制甚至剝奪，這是一個面積廣大的人道主義災難。”文章不無憂心地寫道，“人口生態失衡”已構成問題，木已成舟，問題的嚴重性完全可能超過目前的預計。
對於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原因，文章指稱存在三種驅動力量：(1)性別偏好。在落後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下，容易產生男優女劣的觀念。(2)少生意願。隨着生育成本特別是生育的機會成本的上升，不少婦女的生育意願趨向少生晚育。(3)胎兒性別鑑定技術的發展。
文章說，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是過於強烈的生育性別偏好與過於狹小的生育選擇空間相互衝突和擠壓的結果。一些家庭爲了實現理想的子女結構，只好通過B超等形式進行性別鑑定。事實上，中國出生性別比的升高和偏高主要是二胎及以上性別比的偏高。20世紀末以來出現的另一種衝突，就是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可以理解爲生育性別偏好與自覺少生意願相互衝突和擠壓的結果。
而20世紀90年代前後的兩個調查，卻能說明另外一些問題。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家庭經濟和生育研究”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城市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爲1.65左右，農村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爲1.89左右。1997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組織的全國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城市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爲1.56左右，農村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爲1.80左右。兩相比較，清楚說明多數人的生育觀念並沒有超過2個，而且在90年代微有下降趨勢。
兩千萬以上男性可婚過剩人口是以前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嚴峻問題，文章認爲，需要確立這樣的認識導向和輿論導向：第一、承認兩性差別，消除性別歧視。第二、促進性別平衡，優化人口生態。第三，維護人口生態，促進協調發展。
穆光宗強調，我們應該樹立正確的“人口生態”觀，大力消除性別歧視，在法律上賦予女孩平等的出生權和受教育權，使她們能夠在一個沒有歧視的社會環境和家庭環境中出生併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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