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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本報時政版曾以《全新干部考覈體系即將公開》爲題，報道我國即將啓動全新的選官模式，改變唯GDP論英雄的評價方式，民意調查等方式也首次進入幹部考察程序。
7月6日，新華社披露，中組部已印發實施《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綜合考覈評價試行辦法》，要求在目前的全國地方四級黨委換屆中正式推行。
這一文件的正式頒佈，意味着醞釀已久的“考”官新法，終於正式登場。
新辦法是在何種政治背景下出臺？它對選拔官員，乃至校正發展方向，將會有何影響？這一考覈辦法，瑕瑜何在？本報約請曾參與設計官員考覈體系的中央黨校辛鳴博士，以及對該問題有深入研究的國家行政學院汪玉凱教授，對此進行解讀。
記者：爲什麼不再以GDP論英雄？
辛鳴：發展是硬道理，一直貫穿於28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總量去年已超過英國，排在了全世界第四。但在取得重大成就的背景下，也一定程度上出現了重經濟輕社會的不均衡現象，這是由於對如何發展的理解出現了偏差，有些地方甚至爲發展而發展，發展被片面理解成爲了目的。這一切根源於過去的政績觀出了問題。
記者：科學發展觀的出臺，看來是對這種勢頭的糾偏。
辛鳴：科學發展觀對糾正官員頭腦不正確的發展觀是一劑良藥，但也要有強有力的制度保障。舉個例子，一兩年前我去中部某省給市長們講課，一位市長就講，“誰按科學發展觀發展誰是傻瓜”。他說你看，這確實是利國利民的好路線啊，但我按全面、協調、可持續、以人爲本來發展，我的速度能快嗎？到了年底，別說了，準備辭職吧。
記者：有句老話，政治路線確定以後，幹部是關鍵。
辛鳴：可以清楚地看到，導致官員對發展理解偏差的不是市場而是利益與考覈。在原有的官員考覈體系下，要推行科學發展觀難度很大。中央爲什麼每年都要宏觀調控，而且力度一年比一年大，行政色彩一年比一年強？使用這麼高壓的行政手段，有些發展偏差還是控制不住，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很多地方領導，嘴上在喊擁護，實際上卻不動窩，落實科學發展觀，還沒有組織保障，所以出臺新的幹部考覈辦法，就是用具體制度來推動，不換思想，就換位子。
記者：我們注意到，這個新考覈辦法中，引入了民意調查，這是國外普遍採用的一種方法，關於這您怎麼看？
辛鳴：其實這個辦法裏，我覺得另一個亮點是體現了“三民”，第一是對幹部選任更重視民主的程序；第二是更重視傾聽民意，有了專門的對幹部的民意調查；第三就是對幹部的考覈更強調民生，不是單看GDP的增速有多快，更看發展能否實現民衆福利最大化，讓廣大人民羣衆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記者：考覈辦法中還有個新的提法：幹部“處理利益關係”的能力作爲14個考評要點之一。
辛鳴：這說明目前社會利益日益分化，利益羣體日益多樣化，執政黨有意要通過這樣一個考覈辦法，選拔善於處理利益關係的幹部到領導崗位上來。
考覈體系，往往透露出社會的階段性特徵，計劃經濟時期要求我們的幹部根正苗紅聽黨的話、一聲令下往前衝；後來改革初期我們需要有一批敢想敢闖敢幹的幹部，用小平同志的話說，硬着頭皮先發展起來再說。現在的階段是初步解決了物質溫飽問題，下一步是精神溫飽問題，也就是民衆對自身權利和權益日益重視的情況下，需要的幹部是依法辦事、按程序辦事、善於處理和協調各種利益關係，在更加註重社會公平、更加重視公共服務等方面有明顯改善與進步。
記者：新考覈辦法可以起到多大促進效果？
辛鳴：通過一個考覈辦法來選拔一批幹部，從而轉變目前這種執政方式，作用不能過分誇大，離真正轉變政府職能和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選拔幹部只是一個起點。我們要記住小平同志的一句話，制度好可以讓壞人不能幹壞事，制度不好可以讓好人幹壞事。目前中國已進入一個制度創新的攻堅期，既然制度問題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那麼我們就應該下大決心進行改革。
記者：那麼從學者的角度來分析，新考覈辦法中尚有哪些可改進之處？
汪玉凱：在考覈辦法裏，還應加強用人失察的追究制。這樣反過來又是對組織部門的一個制約。允許在用人問題上出現一種博弈。不能說上面領導人推薦一個人，組織部門就辦事去了。這方面新辦法裏作了民主推薦、民意測試的規定，但對責任追究還沒提及。我們在這方面需要吸收教訓，馬德不是說，他在賣官買官時，表面上不但沒有違反組織制度，樣樣按程序走，而且還有制度創新？這說明我們過去的制度缺乏硬約束與糾錯機制。
記者：現在引入了民意考察這個程序。
汪玉凱：建立幹部考覈方面的硬約束與糾錯機制，首先就要把民意引進來，這是一個好方法。但規定只有基層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作爲對象，所以我認爲還需要擴大民意渠道，讓公衆來制約幹部的選拔。
光有民意的表達渠道還不夠，接下來必須信息公開。如果把一個幹部爲什麼合格、爲什麼升遷的考覈信息都向公衆公佈，那麼就會形成良好的糾錯機制，黑箱操作就沒有空間，用人失察、帶“病”提拔的概率在公衆監督下會降到最小。
這次條例里加大了對老百姓表達的力度，接下來應該引入的，我認爲是要有罷免機制。
記者：在罷免和調動中，決定權在上級黨委。
汪玉凱：我的不少學員是地方官員，發現存在一個普遍現象，就是一些地方官員調動過於頻繁，使地方施政缺乏長期性與穩定性。例如中部某市，十年換了七個市長，七個市長沒有一個是幹滿任期的，有的幹兩年三年，有的一年不到就走了。所以在幹部考覈與升遷中，應加入任期穩定性要求。
記者：這樣官員在施政時會少一些急功近利。
汪玉凱：不宜因某幹部在這個城市幹出幾件漂亮事，還未滿任期就調任升遷，對官員的考覈選拔應在法律範圍內進行，特別是對各級人代會選舉出的官員，不應超越法律來干預。地方任期五年一屆，除非特殊情況，不要過多地調動。
記者：另外，新考覈辦法中有沒有涉及官員懲治或者退出的內容？
汪玉凱：目前的辦法中，還缺少官員的退出機制。我給澳門的官員上課，他們告訴我，如果在下一屆政府中不續任，仍然有一套技術層面的待遇，會有合適的退出途徑，而我們目前還欠缺，造成一些幹部退到二線後無事可幹。
當然，這只是行政管理技術上的一些建議。根本上來說，目前行政問題不在行政，而是需要政治體制上的革新。過去改革的中心是經濟體制，而到了今天，人們發現，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帶不動其他改革了，政府改革成爲所有改革的聚焦點。因爲人們發現中國的幾乎所有改革，最終都是由政府主導和推動的，這些改革能否真正推進，取得成效，與政府自身的作爲是緊密相連的。因此，用以行政管理體制爲中心的改革，帶動其他改革，將成爲未來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特徵，也成爲決定其他改革(包括官員考覈這樣的具體改革)能不能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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