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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人買官3人被處理 加大監督和懲罰力度遏制買官賣官
陝西省商洛市商州區原區委書記(副廳級)張改萍的落馬，在她工作了6年的商州區，引發了一場大“地震”。“地震”的巨大威力，不僅來自於“貧困地區”這一字眼與受賄“106.9萬元”的巨大反差，更因爲在這塊彈丸之地，用金錢換來的“烏紗帽”竟達27頂之多。
據陝西省檢察機關查證：從2000年到2005年間，張改萍利用其職務便利，在爲他人辦理幹部任用、提拔、調動等請託事項中謀取利益，從中收受賄賂106.9萬元，所得贓款全部被其個人使用。
商洛是位於陝西省南部的地級市，商州區是商洛市惟一的一個區。2000年11月，張改萍被任命爲中共商洛地委委員，商州市委書記，繼續兼任商州市市長。2001年11月，商洛“地改市”，張改萍任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區委書記。
張改萍百萬元受賄賣官案，爲我們揭示了一個貧困地區的官場交易樣本。
“送了可能還有希望，不送哪能入得了圍”
7月4日，張改萍受賄賣官案在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27名行賄買官者名單被當庭曝光。
記者在商洛市採訪時，獲悉他們中大多數人仍然在位，沒有一名行賄者願意接受記者的採訪，其中一人在電話中對記者說：“不要再問了。我現在壓力很大，有人罵我官迷心竅，不惜借錢‘進貢’，可送了可能還有希望，不送哪能入得了圍。”
張改萍被指控的28宗受賄案中，27宗都是收受下屬官員“買官”的賄賂，有副科提拔正科的，有鄉(鎮)領導要求當局長的，有貧苦鄉鎮的領導想調到富裕鄉鎮工作的……行賄人向張改萍行賄5000元到30多萬元，張就會在行賄人的升遷中起“關鍵”作用。
2002年8月，時任商州區旅遊公司經理兼牧護關鎮副鎮長的王俊傑，聽說弄個局長職務得送五六萬元，就來到張改萍辦公室“彙報工作”，說面臨機構改革，自己想在旅遊局好好幹，而自己任旅遊局局長很合適，臨走時，王俊傑硬是送上了兩萬元。1個月後的機構改革中，經張改萍提議，王俊傑被任命爲商州區外事旅遊局局長。爲表感謝，王俊傑事後又給了張改萍1萬元。
2003年10月，聽說交通局局長一職要交流，時任區交通局副局長的張斌便找到張改萍，送上3萬元。2004年春節，張斌到張改萍家“拜年”，又送上兩萬元。後來，原局長不願離開交通局，張改萍就想辦法把張斌安排到藍商高速公路建設協調指揮部任辦公室副主任，同時兼任區政府辦公室副主任。
張改萍還記得這麼一樁事：“2001年，商洛地區準備提拔縣級幹部，時任商州市政府辦公室主任的陳緒忠多次找我，讓我向商洛地委和主要領導推薦他。2001年夏，他到我家中，將兩條煙和一包用報紙包着的東西送給我。我打開一看是5萬元，就收下了。我向地委領導推薦陳緒忠，2001年9月，陳緒忠被提拔爲柞水縣縣長助理，在地委常委會上我表示同意。”
爲了升官，有些人不惜挪借公款、貸款向張改萍“進貢”
商州的官場文化，漸漸發生了某種程度上的變異：能幹不能幹，“進貢”說了算。爲了升官，有些人不惜挪借公款，甚至貸款向張改萍“進貢”。
本案中，向張改萍行賄的商州區計生局執法大隊原隊長張鐵柱，在送給張改萍的兩萬元中，有1.8萬元是向信用社貸的款；區交通局原副局長張斌送給張改萍的5萬元中，有3萬元是從312國道管理處挪借的公款。
商州區水務局副局長兼水政監察大隊隊長劉志善，爲了能升任水務局局長，送給張改萍兩萬元。達成所願後劉志善又送給張改萍兩萬元，這些錢全是劉志善從朋友處借的。
官職買賣過程中，還出現了“討價還價”的現象。
2001年8月，時任商州市麻街鎮黨委書記的唐康勳爲調回市內，在張改萍辦公室送上1萬元。同年10月，經張改萍提議，唐康勳被調任商州市安監局局長。但唐對調動結果並不滿意，提出想調個好點的部門，隨後又奉上3萬元。2003年5月，經張改萍提議，唐康勳被調任商州區計生局局長。
唐康勳送出的4萬元賄款中，有向朋友借的，也有從信用社貸的款。
在商州，有些人已經開始把買官看作是一種“投資”。買官者敢投這個資，是因爲張改萍敢收錢，也確實能給人辦事。爲買官，行賄人向親戚、朋友頻頻伸手借錢，而出借者遇有借錢買官者，也出手大方，一次4萬元、10萬元的大額借款也毫不吝惜，甚至還有人不惜以自家存摺抵押貸款10萬元出借。
就連張改萍的司機，也儼然成了紅人。經常有人打來電話，從他這兒瞭解張改萍的行蹤。
“我也退過一些人的錢，結果影響了大家的工作積極性”
爲謀得商州區教育局局長一職，陳新智不惜投入38萬元，而這也是張改萍收受的最大一筆賄款。
2003年5月的一天，時任商州區紀委副書記的陳新智找到商人楊江雄，提出想調任教育局局長。他知道楊江雄與張改萍“很熟”。而實際上，此時的楊江雄已在與張改萍進行過一樁權錢交易後，當起了張改萍的“賄託”。
據張改萍回憶：“楊江雄到我辦公室，說陳新智要當教育局局長，並給了我一個紙袋子。我意識到是錢，估計有10萬元。考慮到教育局局長的位子爭的人多，不想沾這個是非，我堅決不要，楊將紙袋提走。”
但楊江雄並沒有死心。同年11月底的一個早上，楊江雄又摸到了張改萍在咸陽市的家裏，再次提起陳新智想當教育局局長的事，張改萍表示難辦。這次走時，楊江雄留下了一個塑料袋。張改萍打開一看，是10萬元錢。她有些猶豫：馬上到年底了，自己還是要用錢的，這錢先收下，陳新智當局長的事以後看情況再說，能辦就辦，不能辦把錢退給他。
2004年春節前，陳新智到張改萍家拜年，又提出想當教育局局長。臨走時，陳新智留下一個紙袋子。張改萍打開看時，發現兩條中華煙下面的塑料袋裏，鼓鼓囊囊裝了8萬元。
2004年4月，楊江雄找到張改萍，詢問陳新智當教育局局長的事。張改萍告訴他，“這事已定下搞民主推薦，將來以票數定。”楊江雄拜託張改萍多多關照，並送給她一雙鞋。楊走後，張改萍發現裏面有20萬元現金。
張改萍對此心領神會。不久，關於教育局局長人選一事，在民主推薦會及區常委會上，張改萍都投了陳新智一票。事後，陳新智如願以償。
張改萍事後承認，搞民主推薦是她決定的，她有自己的算盤：陳新智是紀委系統的，在區上人熟，肯定會有人支持，而且陳還是有些工作能力的，到教育局能把握局面。“這是我敢收陳新智的錢並搞民主推薦的一個原因，如果我不決定搞民主推薦，那陳能不能當上局長就難說了。”
陳新智剛上任沒多久，就有人把大字報貼在了市政府門口，揭發他買官的問題。據說，當時他買官不是一個人的行爲，而是幾個人投資給他買的這個官。檢察機關後來查出，陳新智送給張改萍的38萬元，其中有33萬元是分別從5個人那裏借來的。這其中，不止一人在借出錢時就知道陳新智是用來給張改萍“拜年”或競爭教育局局長用的，有1人還是從衛生防疫站的集資建房款中給陳新智提了4萬元。
“在這之前，我也退過一些人的錢，結果影響了大家的工作積極性。”張改萍說，“我也需要大家支持我的工作啊。”據瞭解，當時僅教育局局長一職，爭的人多，送錢的人也多，在陳新智之前，張改萍已經退了五六個人的錢……
“連正常的事也不給辦了，非得給好處才能走得通”
既然是投資，就要有回報。作爲吃國家財政補貼的貧困老區，在商州，一個普通幹部的月工資收入一般不超過1000元。這些買官者，多靠借、貸來籌集賄款，爲了能早日收回成本，他們在上臺後便頻頻伸手。
“到某些政府部門辦事，變得異常艱難，連正常的事也不給辦了，非得給點好處才能走得通。”對此，商州羣衆意見很大。有人舉例，學校到教育局領取撥款，如果不表示，正常的款項就領不下來。
買官賣官雖在暗處交易，但給商州的風氣已帶來惡劣影響。有人說，這給人的印象，好像商州的每個官職都是買來的。更嚴重的是，由此滋生的腐敗，無疑進一步制約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周而復始，陷入循環。
正如公訴人在公訴意見中所說：“張改萍利用手中權力，以賄賣官，將向其行賄之人委以重任。在張改萍的帶領下，商州地區黨政系統幹部作風敗壞，腐敗墮落，現已有多人受到黨紀國法的制裁，作爲主管領導張改萍難辭其咎。”
由於張改萍案中的27起受賄事實都與幹部任免有關，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影響，法庭決定待合議庭評議後作出判決，擇日開庭。
商州窮，賺錢的路子少，有點想法的人都想當官
2005年11月下旬的一天，剛剛參加完一個電視電話會議，張改萍被等在會議室門口的省紀委工作人員帶去談話。12月25日，張改萍被“雙規”。2006年6月12日，她被西安市人民檢察院以受賄罪向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張改萍的落馬，是原商州區城建局局長呂宏濤的案子牽扯出來的。呂宏濤利用職務之便，收受商州“陳氏涉黑家族”的鉅額賄賂。在對陳氏家族涉黑案的偵破過程中，有關方面意外發現：呂宏濤商州區城建局局長的位子，竟是花1.5萬元從張改萍手裏買來的。
早在幾年前，就不斷有人反映張改萍的受賄問題。有關部門的調查顯示：張改萍在商州任職的5年間，已私下售出27個政府重要職位。更嚴重的是，在某種程度上，商州區因此形成了一種官場潛規則——不送錢，就無法升遷，甚至要騰位子。
據當地羣衆說，商州的買官市場之所以很繁榮，是因爲商州這地方窮，商機少，能賺錢的路子太難找。所以，有點想法的人都想當官，當了官就不一樣了，既有實權又風光。
“這裏雖然山青水秀，經濟卻很落後，在全省排倒數第一。”商洛市委一名幹部介紹說，“這兒幾乎沒什麼工業，有些礦產，也都是些‘雞窩子’礦，挖兩下就沒了。農業也缺乏特色，去年一年的地稅收入才兩個多億。”
據分析，買官賣官多發生於經濟欠發達地區。這些地區，沒什麼高科技企業，商業也不發達，又缺少外資引進，能通過正常的市場渠道獲取經濟收益的機會相對較少。相比而言，做官既有“旱澇保收”的物質回報，還有其他產業無法比擬的尋租空間。於是，官位隨即成爲價值含量極高的稀缺商品。在商州，官位有限，供求矛盾的尖銳，也就營造了張改萍賣官市場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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