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龍江省,拖欠學費已成爲省內高校普遍感到頭疼的問題。記者在走訪幾所高校後瞭解到,由於拖欠學費的數額較大,已經嚴重影響了高校後備資金的週轉。欠費學生尤其是貧困生對此憂心忡忡,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學業都受到很大影響。對此,有識之士提出科學界定貧困生的範疇,加大國家助學貸款力度,改革貸款擔保條件,纔能有效解決學費拖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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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不能承受之重
來自黑龍江省教育廳的統計數字顯示,去年8月該省高校大學生拖欠學費金額累計5億元,其中省屬高校拖欠3.2億元。有的學校欠600多萬元,有的學校欠1000多萬元。截至目前,省屬高校中學費拖欠款仍有2.4億元。
哈爾濱商業大學財務處處長說,“窟窿太大了,對學校管理都產生影響了”。他告訴記者,該校8000多萬元應收學費中,還有2000多萬元收不上來。每年各高校財務部門領導開會時,一提起這事,大家就頭痛。爲了保證預算,他們學校從去年年底已暫停爲職工報銷部分費用。此舉曾引得校內怨聲四起。在暫停報銷的同時,該校開始大力開展催繳工作。各院系輔導員在管理日常教務工作外,多了一項任務--找欠費學生談話,勸繳催繳。其他省屬高校情況大多如此。
催繳勸繳工作給輔導員們也帶來極大困擾。哈爾濱師範大學一位輔導員坦言“輔導員沒有以前那麼好做了”。他說,這些拖欠學費的學生,20%是有錢不交,80%是由於家庭貧困交不上。因此,給學生做工作不能來硬的,只能靠一點點地勸。說深了怕傷學生自尊,引起變故,說淺了又等於沒說,真是左右爲難。
據瞭解,目前正常的學費收入和財政撥款、科研經費、校辦產業一樣,已成爲各大高校辦學經費的主要來源。鉅額學費被拖欠使得高校後備資金週轉困難,從而影響了學校管理和教學秩序的正常運轉。此外,一些高校正準備迎接教學評估,他們擔心鉅額的學費拖欠額會對評估結果產生影響,從而最終影響學校的整體發展。
欠費爲何這麼多?
黑龍江省教育廳學生處處長馬旭說,家庭貧困的確是學生拖欠學費的主要原因。在哈爾濱幾所高校提供的《在籍學生緩繳學費申請表》上,記者也發現,近2/3的學生在“緩交原因”一欄寫到“家庭困難”。但困難程度、貧困原因還各有不同。
貧困大學生李曉來自安徽農村,拖欠學費已經兩年。他告訴記者,大一報到時,爲了攢學雜費,爹媽拿出了大半輩子的積蓄,還把養了多年的老黃牛賣了,僅夠學費的一半。後來,鄰居親友登門道賀,你出20元、他出50元的拼湊才終於把大一的學費湊夠。等到大二開學時,家裏就再也拿不出錢了,無奈之下,只好先拖着。
在哈爾濱一所文科院校就讀的葉麗情況略有不同。雖出生於80年代,但她不像大多數同齡人一樣是家裏的“獨苗”,她還有一兄一弟。哥哥也在讀大學,弟弟讀高中。雖然兄弟姐妹都很節儉,但沉重的負擔還是壓得父母喘不過氣來。在勉強湊了兩年的學費後,小葉只好申請緩繳,走“綠色通道”。
調查中記者發現,還有一部分學費屬故意拖欠性質。我國曾有規定,上大學繳不起學費可以緩繳。這一政策出發點是好的,卻也滋生了一批繳得起學費卻不繳的學生。這些學生從家長手中接過學費後,將這筆“專款”挪作他用。受校園攀比風的影響,或是拿來奢侈消費,買電腦、手機、mp3,做所謂的校園“三好生”;或拿學費來報考各種證書、參加培訓班。等學校把催款電話打到家裏時,父母還往往矇在鼓裏。“這種情況在大二以上的學生中比較常見,而且還具有'傳染性',往往一個寢室有一人不繳學費,其他人的學費同樣收不上來”,不少高校輔導員如是說。
解決學費拖欠有新招
爲解決拖欠學費這個“老大難”問題,有些高校無奈之下曾採取了一些“土政策”。如扣留欠費學生的畢業證、不允許其參加考試等,但由於缺乏法規保護等原因,這些措施往往收效不大。
去年9月1日,新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開始實施,其中第十條明確規定:未按規定繳納學費的學生,校方將不予註冊。這一“明令”一出,各大高校彷彿拿到了“尚方寶劍”,學校領導終於不再爲以前採取的種種“土政策”導致的糾紛而苦惱。惡意欠費的現象有所減少,學費拖欠額開始回落。但也有專家指出,大家更應該關注“不予註冊”之後該怎麼辦?
至於如何根治貧困生拖欠學費這一“頑症”?教育界人士指出,首先我國目前的貧困生界定方法不夠科學。根據規定,一個學生持有貧困證明即可被認定爲貧困生,而貧困證明由鄉級以上地方政府或街道辦事處開具,由此導致了一種“怪現象”--有貧困證明者不一定貧困。如今校園裏不乏一些學生,雖然揣着貧困證明、欠着學費,過的卻是穿名牌、吃大餐的瀟灑日子。對此,哈工大學生處副處長樑宏告訴記者,他們判斷一個學生是不是貧困生,不會像多數高校那樣完全依靠一紙貧困證明,學校還會觀察其日常生活表現。這一工作雖繁瑣,卻能有效避免部分學生借貧困之名、騙取幫扶現象的發生。
馬旭分析說,拖欠鉅額學費現象的存在,其根本原因是高校沒有建立起能夠有效約束學生繳費的制度。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除完善有關制度外,更徹底的解決之策是通過助學貸款加大對貧困生的放貸力度,將國家助學貸款這種政策性業務從商業銀行轉移至政策性銀行。或者由國家財政直接給予貧困學生補助和政策傾斜。
喬傳義建議說,可嘗試由生源地金融機構負責助學貸款業務,這樣做有兩方面的好處:一是有貸款人的父母充當固定擔保人,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經辦銀行的風險;二是“淡化”了貧困生的帽子,對貧困學生的成長也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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