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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邢臺育紅學校孤兒合影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時42分53秒，唐山發生了舉世震驚的7.8級強烈地震，震中烈度高達11度，百年城市毀於一旦。大地震造成24.2萬多人死亡，16. 4萬多人重傷，7200多個家庭全家震亡，4204人成爲孤兒，城市功能全部癱瘓。
這是一份唐山市委宣傳部提供的官方文件，三十年前那場震驚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就躺倒在這一串冰涼的數字裏。
死者長已矣，悲痛卻永遠留給了他們的親人。而那些父母雙亡、自己還不具備獨立生活能力的唐山孤兒們，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更將永遠承受一波波的思念、麻木、懷想、痛苦——
他們的人數，是4204個。
尋找
王慶珍的回憶充斥了大量的“好像”、“大概”之類的不確定。作家錢鋼的那本《唐山大地震》成了她不離手的法寶。說一說就要翻一翻，然後再滿懷歉意地罵自己是個老糊塗。
一位年過八十的老太太，幾年前大腦萎縮到連家門都找不到的地步。你還能苛求什麼，她能坐在面前，講述她尋找孤兒的那段往事，已是慶幸。
1976年7月28日清晨，唐山大雨滂沱。還是唐山市委下屬的知青辦副主任的王慶珍，不知從哪兒扒出了一件雨衣。這件雨衣在她以後尋找孤兒的一個月裏，一直披在身上。“反正我也沒空搭簡易棚，全指望它了。”
婆婆已被砸死，丈夫大腿嚴重砸傷，被擡走了，女兒剛被自己扒拉出來，也被擡走了。三個兒子正急匆匆往家趕，她卻要往機關裏跑。
在單位以西的一輛破汽車裏，她發現了自己的老上級——唐山市委副書記張千。
“他交給的任務是給外來的醫療隊送飯。”送了一天飯的王慶珍，第二天又領了一個任務。
“這次的任務聽得我頭皮發炸。”張千鄭重地對她說，地震過後，餘震不斷，人心惶惶。除了要解決當前用水困難，還要緊急預防大災之後出現大瘟。“所以老人與孤兒是首要保護對象。”
時間刻不容緩。尋找老人、孤兒的工作，迅即由市委下達給沒有下鄉任務的知青辦。
“他要我保證一個不許凍死，一個不許餓死。”
“我怎麼敢下這個保證。我叫了一聲，哎呀，張書記，單位裏的人都沒有來上班，我還要找他們。這兩項任務都交給我，我怕做不好。”
最後，王慶珍只負責尋找孤兒工作。
“我記得是7月底，王主任召集我們三個在屋外的廢墟上碰了個頭。”現年50多歲的杜淑哲，是王慶珍當年手下的“兵”，也是知青辦的一員。
王慶珍、她、王連增、陳福林，知青辦的這四個人組成了一個工作組，他們的任務是：搜尋唐山孤兒，清點人數，以及保證孤兒們的健康和安全。
機關裏只有唯一一輛212越野車，還要與勞動局共用，她們就要徒步尋找，“沒搞到車前，找人要緊”。
王慶珍的想法是先找到唐山四個區的區長、區委書記，要求得到協助。她找到了路北區副區長姚素珍、開平區計生委主任耿玉清，這兩人後來也參與了護送孤兒離開唐山。
通過杜淑哲等人的報告以及自己的摸底，王慶珍大致搞清了孤兒們的去向：
有些孤兒被寄養在父母單位；
有的被抗震指揮部的救災軍人收留，“常在軍車駕駛臺上看到一個睡着的孩子”；
有的是被當地街道辦集中收養，比如文化路辦事處，第一天就收留了七八名孤兒，他們都聚在一節火車廂大小的木屋內，被街道辦人員看護起來；
還有就是被孤兒的親屬領走了，“比如爺爺奶奶、姥姥姥爺，也有被哥哥姐姐帶着的”；
還有吃百家飯、由鄰里輪流看着的；
另外，“全國各地每天都有人想來領養孩子，有的孤兒被上唐山救災的大車給拉走了”。
於是，她定下了兩條規矩：
第一、凡有外地領養孤兒的，一律不許，之前被帶走的孤兒一律找回；“萬一爹媽砸個半死，被擡走治傷去了，等傷好了回來找我要孩子咋辦？”
第二、凡是爺爺奶奶，大哥大姐以外的親戚要收養孤兒，孤兒所在街道辦一定要嚴格考覈對方，徹底瞭解對方可不可靠。
“哼，就是姥姥姥爺都不中！”王慶珍恨恨地說，這是她“通過實踐得出的真知”。
孤兒被撂在姥爺家不是被舅媽嫌，就有可能被姨父攆，姥姥姥爺跟着爲難，眼瞅着孩子孤零零地站在瓦礫上哭。
“人的思想境界不可能都很高，畢竟增加一個人，家裏就多了一張吃飯的嘴。”她忘不了《唐山大地震》裏寫到的冬梅。那孩子還有一個弟弟，姥爺是齒輪廠廠長，得知女兒女婿在地震中死了，馬上招來一幫人，在女兒倒塌的房屋裏淘出一切能用的東西，“然後就把沒吃沒喝的外孫外孫女晾在那兒，拖東西走人”。
一氣之下，王慶珍檢舉了冬梅的姥爺。冬梅就一直跟着她，她去機場爲孤兒拉救援物資時，他們也跟着。弟弟還不懂事，一旁傻站着，姐姐卻挑了一雙大孩穿的鞋，王慶珍問她做什麼？她說這是等弟弟腳大了以後穿的。“才6歲多一點，就知道誰也靠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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