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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個容易讓人聯想到“比基尼”的經濟學專業詞彙——基尼係數，引起大衆媒體和普通民衆的熱議。這個被用來體現社會貧富差距並被廣泛寫入經濟學教科書的指標，幾乎爲世界各國認可，但在中國卻遭遇了一些政府官員和學者的公開質疑甚至抵制。
國家統計局有關負責人上個月稱，我國城鄉差距大是造成基尼係數較大的原因，因此應該正確認識基尼係數，給基尼係數打一個“國情折扣”。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易綱隨後在一次論壇上也表示，用“購買力”計算的中國基尼係數，要比用“名義收入”計算的數值小很多，中國的收入差距實際上被誇大了。青年學者薛兆豐則更爲乾脆地表示，說中國的基尼係數超越國際警戒線，是在危言聳聽地製造並不存在的危機感，給“劫富濟貧”的再分配政策尋找理論依據。
然而，如果參照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新浪新聞中心近日聯合進行的一項調查，上述樂觀的言論卻可能有“鴕鳥”之嫌。這項有5690人蔘與的調查顯示：98.3%的人感覺和十年前相比，貧富差距變得更大了；84.6%的人認爲，目前的這種貧富差距，已經讓人不能接受。
正如GDP不是經濟發展的全部一樣，基尼係數或許也不能完全準確地體現社會的貧富差距程度。但是，試圖爲此而否定基尼係數，進而否定目前國內社會貧富差距的嚴重程度，則是一種自欺欺人。
事實上，在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改革開始向深度和廣度上推進。相當一批城鎮居民下崗或失業，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收入差距逐年拉大已經成爲一個不爭的事實。
這種差距的逐漸累積引發了一些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比如，羣體之間的信任度明顯降低，貧富階層對立越來越嚴重，一部分人產生了“仇富”心理——《南方週末》近期一項針對中國富豪的調查就顯示，他們中絕大多數人認爲金錢給自己帶來了“不安全感”。
正因爲此，在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唐鈞看來，“提請注意中國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不僅不是危言聳聽，反而是“一個明智的、理性的‘里程碑式’的忠告”。
中國最高決策層顯然高度重視貧富差距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就改革收入分配製度和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問題專門召開會議，提出收入分配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註重社會公平”。在改革開放28年之後，“社會公平”開始取代“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爲新時期一個重要的改革着力點——中國的改革，逐漸放棄了粗放的經濟優先模式，躍上了以“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和諧社會”爲關鍵詞的新的發展高度。
在中央的會議開過後沒多久，改革收入分配製度進入了公共視野。人事部、財政部、民政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有關負責人，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的這樣一段話，頗能幫助人們理解這項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還在擴大，一些行業收入水平過高，分配秩序比較混亂。”
這些都向公衆發出了一個強烈的信號：中央政府將把解決收入差距問題作爲未來的重要工作。隨之而來，怎樣縮小收入差距，是將長的截短，還是將短的補長，是簡單地用“劫富”來“濟貧”，還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使收入分配向低收入者傾斜，成爲人們關注的問題。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中央的選擇是後者。在談及收入分配改革的具體措施時，四部門負責人強調，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也有學者分析指出，政府在高調重視社會公平的同時，不等於說效率就此變得次要。效率和公平同等重要，是中國改革必須堅持的一個原則。
有意思的是，即便是普通民衆，在怎樣縮小貧富差距這個問題上，大多數人也認爲應該“濟貧”，而非“劫富”。調查中，當被問及如何縮小貧富差距，73.5%的人認同的是“提高低收入人羣收入水平”，而非“對高收入人羣課以重稅”。
正如一位參與調查者留言說：“我們不指望天上掉餡餅，也不指望在人家的餅上切一刀。我們希望的是公平——不要再有那麼多的腐敗，不再有那麼多的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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