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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當年的中央蘇區，走近紅軍長征出發前的那段歷史，聽聽文史工作者的講解，看看黨史研究者的文獻，越來越多的人們明白，長征雖然是一次被迫的突圍轉移，但並非是在敵人的飛機大炮面前，“左”傾冒險主義者倉促決定的。
正如伍修權在《我的歷程》中所說，“這次戰略大轉移對當時的領導核心來說，是早有準備的。”在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中，李德作爲中央軍事顧問，長征前夕，這位德國共產黨員又成了負責籌劃紅軍主力突圍轉移重大事項的最高“三人團”成員之一，一直執掌着中央紅軍的指揮大權，而伍修權一直擔任李德的翻譯。
長征的醞釀，經歷了一個艱難而較長的過程。
“左”傾錯誤殃及中央蘇區鼎盛局面急轉直下
衆所周知，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短短一年間，中央紅軍在毛澤東、朱德的領導下，連續粉碎了國民黨軍的三次“圍剿”。贛南、閩西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中央蘇區迅速擴大。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隆重召開，並宣告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瑞金作爲紅色首府，更名爲“瑞京”。
瑞金市委黨史辦副主任劉良說，1933年二三月間，中央紅軍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這一勝利不僅鞏固了中央蘇區，而且打通了與閩浙贛蘇區的聯繫。四次反“圍剿”的勝利表明，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在迂迴運動中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等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是符合紅軍戰爭和根據地實際、獨具中國革命戰爭特色的軍事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和人民軍隊建設實際相結合的寶貴產物。
到1933年8月，中央紅軍轄有一、三、五、九軍團，達10萬人；中央蘇區轄有江西、福建、閩贛、粵贛四個省級蘇維埃政權，成爲全國最大的革命根據地，中央蘇區也進入了鼎盛時期。
面對迅速擴大的紅色區域和日益強大的紅色政權，國民黨反動集團非常恐慌。1933年9月，蔣介石調動50萬軍隊，分北、西、南三路，對中央蘇區發動了規模空前的第五次“圍剿”。
但是，由於博古等人在中央蘇區繼續推行王明的“左”傾路線，從1930年11月起，通過贛南會議、寧都會議、六屆五中全會三次會議，相繼解除了毛澤東在黨、紅軍和政府中的領導職務，“左”傾路線錯誤領導完全控制了中央蘇區的黨政軍權。
由於放棄了毛澤東正確的軍事戰略戰術，在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中，中央紅軍被錯誤地指令同數倍於己的強敵“以堡壘對堡壘”、“短促突擊”、打“正規戰”，以期“禦敵於國門之外”。結果，歷經一年的消耗，主力紅軍遭到重創，中央蘇區日益縮小。
中央蘇區岌岌可危中央書記處密釀轉移
1934年4月下旬到5月上旬，廣昌、筠門嶺、建寧、龍岡等地相繼失守，中央蘇區的南北門戶洞開，國民黨軍直逼中央蘇區腹地。
5月下旬，博古在瑞金主持召開了張聞天、周恩來、項英參加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認爲，紅軍在中央蘇區內線打破第五次“圍剿”已經完全沒有可能，決定將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但是對什麼時候突圍轉移、向何處轉移、突圍轉移的行動計劃和路線等重大問題，都沒有討論結果。
1934年6月25日，共產國際覆電中共中央，同意紅軍主力突圍轉移的決定。博古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紅軍在作戰不利形勢下的對策，但對共產國際的電覆祕而不宣。
隨後不久，爲了準備紅軍主力撤離蘇區，博古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負責籌劃紅軍主力突圍轉移重大事項，在兵員、物資、軍事、輿論、組織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必要的準備工作。
李德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國紀事》中記述道：“八月計劃預定突圍時間是10月底11月初，因爲根據我們獲得的情報，蔣介石企圖在這期間集中力量發動新的進攻，突圍的日期選擇在這時，必然會使敵人撲個空。”“此外，從華南地區的地理氣候上來考慮，這也是行軍和作戰的最有利的時間。”
於都縣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研究陳列部主任張小平說，有史料表明，10月7日，由我黨祕密工作者獲得的一份國民黨軍將向中央蘇區發起總攻的情報送達瑞金，周恩來等人獲得這一重要情報後，意識到中央蘇區和主力紅軍已經處於極大的危險之中，於是決定提前進行突圍轉移。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機關、中革軍委撤離瑞金雲石山，向於都縣集結參加長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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