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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2月，在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期間，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寧都縣小布召開蘇區軍民殲敵誓師大會，會場兩邊貼着：“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裏操勝算；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的巨幅對聯，生動地反映了紅軍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和反“圍剿”作戰的指導思想。
初創時期的紅軍，人數少，裝備差，物資補給困難，一開始就處於強大敵人的四面包圍之中，不斷遭到敵人的“進剿”和“會剿”。敵強我弱的基本特點，決定了紅軍的主要作戰形式，只能是實行遊擊戰爭。毛澤東說，五指伸出有長有短，荷花出水有高有低，與強敵作戰就要避實擊虛。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轉移到井岡山地區，發動和組織人民羣衆，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大力開展游擊戰爭。1928年1月，毛澤東在遂川縣城主持召開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革命軍第1師前敵委員會、遂川縣委員會和萬安縣委員會聯席會議，對幾個月來開展游擊戰爭的經驗教訓進行了總結，提出了“堅壁清野，敵來我退，敵走我追，敵駐我擾，敵少我攻”的原則。同年4月下旬，朱德率領南昌起義餘部和湘南起義農軍上井岡山與毛澤東所率部隊會師，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第4軍(6月改稱紅軍第4軍)。5月，第4軍在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的指揮下，以靈活機動的游擊戰術打破了國民黨軍的第三次“進剿”。1929年4月5日，以毛澤東和朱德爲主要負責人的中共紅軍第4軍前敵委員會在《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將紅軍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正式概括爲“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在給紅4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來信”)中，第一次將其稱爲“十六字訣”。
朱毛紅軍的作戰經驗，不僅在井岡山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得到黨中央的認可和推廣，對全國各地紅軍開展游擊戰爭，產生了重要影響。1929年六七月間，中共中央將中共紅4軍前委的報告轉發給賀龍、湘鄂西前委和四川省委，指出“這些經驗很可以作你們的參考”。隨後，鄂豫皖、湘鄂西、鄂西南、贛東北等蘇區的紅軍，也相繼提出了反映本地區特點的游擊戰爭原則。比如洪湖地區提出：“你來我飛，你去我歸，人多則跑，人少則搞”；湘鄂贛邊區提出：“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晝伏夜出，化整爲零”等。
“十六字訣”’言簡意明，有十分豐富的理論內涵。它把防禦與進攻、退卻與反攻、保存自己與消滅敵人有機地結合起來，其總體精神是：從敵大我小、敵強我弱的客觀實際出發，利用民衆和地形等方面的有利條件，揚長擊短，趨利避害，靈活機動地作戰，達到以小敵大、以弱勝強的目的。“十六字訣”是毛澤東、朱德等在軍事上的一大創造，它不僅適用於游擊戰爭，其基本精神也同樣適用於力量對比敵強我弱條件下的正規戰爭，爲人民戰爭克敵制勝的作戰方法奠定了總的原則基礎，爲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戰術體系奠定了第一塊基石。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中國人民解放軍依靠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羣衆的支持，運用“十六字訣”的基本精神，實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創造了一個個以弱勝強，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的奇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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