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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產物，我們必須客觀地看待這個現象，一方面要接受這個現實，以平常心待之；另一方面也要正視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不合理部分，採取有效性措施去限制、杜絕。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另外一個同等重要、同等嚴重、需要引起同等關注的問題，那就是近幾年最終分配後我國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出現急劇下降。我們必須通過有效措施大力提高廣大中低收入階層的最終實際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同時實現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目標。
●現階段，我國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體現出較大的不公平性，且這種不公平的趨勢正在進一步發展。近年來，我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過程中，國民收入向企業和政府傾斜的勢頭較爲顯著。
●近幾年我國居民最終可支配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並沒有得到有效改善，同樣呈不斷下降勢頭，並且下降幅度更大。這種扭曲主要是由我國的財稅制度、財政體制造成的，主要體現爲：(1)二次分配後，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續下降。(2)最終分配後，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比重急劇下降。最終分配後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比重急劇下降是當前我國最終消費率快速下降、資本形成率大幅上升的最關鍵因素。
●導致我國居民收入比重持續下降有三大因素：(1)政府財政收入佔GDP比重不斷上升。(2)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讓金爲代表的制度外收入急劇膨脹。(3)企業利潤總額增速要大大高於GDP名義增速。
長期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拉大、基尼係數持續上升(有的測算認爲現在已經超過合理值的上限)一直是學界、社會矚目的問題。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產物，我們必須客觀地看待這個現象，一方面要接受這個現實，以平常心待之；另一方面也要正視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不合理部分，採取有效性措施去限制、杜絕。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另外一個同等重要、同等嚴重、需要引起同等關注的問題，那就是近幾年最終分配後我國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出現急劇下降。這是近幾年我國GDP保持10%左右高增長，但普通居民感覺生活變化不大的關鍵原因之一，也是我國消費率不斷大幅下降、投資率持續攀升的一個關鍵影響因素。並且，這個問題的解決是和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問題的緩解緊密相聯繫的，即我們必須通過有效措施大力提高廣大中低收入階層的最終實際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同時實現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目標。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比重偏低且持續下降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是社會和諧基礎。初次分配主要解決貨幣資本所有者和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利益分配問題，不僅數額大而且涉及面廣，初次分配中出現的巨大不公平通過再分配完全解決的難度巨大，把初次分配不公平的問題推到二次甚至三次分配去解決，在實踐中很難行得通。
現階段，我國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體現出較大的不公平性，且這種不公平的趨勢正在進一步發展。近年來，我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過程中，國民收入向企業和政府傾斜的勢頭較爲顯著。1998年至2003年，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逐步下降，佔GDP比重從53.14%下降到49.62%，下降了3.52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折舊、生產稅淨額和企業營業盈餘佔比穩中有升，分別從14.47%、13.40%和18.99%上升到15.90%、14.29%和20.19%，分別上升了1.43、0.89和1.2個百分點。數據顯示，在成熟市場經濟體中，初次分配後，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美國接近於70%，其他國家和地區普遍在54%至65%之間。
國民收入再分配過程中居民收入並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持續惡化
由運行數據綜合顯示，二次、三次等複雜的再分配過程後，近幾年我國居民最終可支配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並沒有得到有效改善，同樣呈不斷下降勢頭，並且下降幅度更大。這種扭曲主要是由我國的財稅制度、財政體制造成的。
(1)二次分配後，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續下降。長期以來，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在總體上要低於GDP增長速度。統計數據顯示，1979年以來，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增長速度要遜色於國民生產總值增速。近幾年，儘管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比較接近於國民生產總值，但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速要大大低於國民生產總值增速。
城鄉居民收入增速總體低於國民生產總值增速的直接後果，導致了住戶部門可支配收入佔國民可支配總收入的不斷下降。歷年《統計年鑑》中資金流量表(實物交易)相關數據揭示，二次分配後，1992年至2002年，我國住戶部門可支配收入所佔GDP比重下降顯著，十年下降超過了4個百分點。2003年以來，由於上游能源原材料價格大幅攀升，導致我國企業利潤急劇增長，同時政府稅收等預算內收入增速也要大大快於GDP增速，住戶部門可支配收入所佔GDP的比重應該下降較大。
(2)最終分配後，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比重急劇下降。現階段，我國國民收入再分配過程錯綜複雜，特別是政府預算外、制度外收入的大量存在，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被大量侵蝕，居民最終可支配收入比重要大大低於統計的二次再分配後的比重。
但是，由於現有統計資料的匱乏，我們難以直接獲得經過錯綜複雜的再分配過程後的居民最終可支配收入所佔GDP比重的數據。這裏，我們可以通過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和居民平均消費傾向來倒推出居民最終可支配收入佔GDP的實際比重。
數據顯示，1998年以來，我國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出現了一定波動，但整體下降勢頭並不顯著：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從1998年的0.798下降到2005年的0.757，下降了0.041；農村家庭平均消費傾向則從0.736上升到0.785，上升了0.049。經算術平均後，城鄉居民的總體平均消費傾向變化不大。即使考慮城鎮居民消費要高於農村居民消費，城鄉居民的總體平均消費傾向會出現一定的下降，但幅度肯定在0.01內。
但是，我們注意到，近幾年居民最終消費率出現了大幅下降。從1999年的47.6%水平急劇下降到了2005年的38.2%，下降高達9.4個百分點，年均超過1.3個百分點。在居民總體平均消費傾向變動不大的情況下，唯一的影響因素必然是居民最終實際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出現大幅下降。我們可以利用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和居民最終消費率兩個指標計算出居民最終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計算結果顯示，我國居民最終實際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從1999年的63.34%下降到2005年的49.55%，七年下降達13.79個百分點，一年平均下降高達2個百分點。
如果我國居民最終實際可支配收入比重保持在1999年63.34%的水平上，按照近幾年居民平均消費傾向的最低值0.75計算，2005年我國居民最終消費率將可提高10.34個百分點；按照2005年的總體平均消費傾向0.77計算，我國居民最終消費率將可提高10.62個百分點。
因此，最終分配後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比重急劇下降是當前我國最終消費率快速下降、資本形成率大幅上升的最關鍵因素。
我國居民收入比重持續下降的因素分析
國民收入是在政府、企業、居民部門三者中進行分配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低於GDP增速、居民所得收入比重減小，其他部門收入增速高於GDP增速、其所得收入比重提高，這是相互對應的。近幾年，伴隨我國居民最終實際可支配收入比重急劇下降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增速高於名義GDP增速(更是大大高於實際GDP增速)，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讓金爲代表的制度外收入大幅增加，我國企業利潤增長迅速，這必然是以居民收入損失爲代價的。
(1)政府財政收入佔GDP比重不斷上升。近幾年，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預算內收入增速較快，2001年至2005年增速分別高達22.3%、15.4%、14.9%、21.6%和19.8%，要快於名義GDP增速。這使得這些年財政收入佔名義GDP比重呈逐年上升之勢，由2001年的14.9%上升到2005年的17.3%，五年內上升了2.4個百分點。
(2)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讓金爲代表的制度外收入急劇膨脹。近些年，隨着預算外規費的逐步規範，我國地方財政預算外收入規模趨於穩定，2003年與2001年相比，增長僅爲5%。
但是，近幾年，以土地出讓金爲代表的地方政府的制度外收入異軍突起，急劇膨脹起來，目前已經大大超過地方政府預算外收入規模。據全國人大2004年《土地管理法》執法檢查組的報告，“1992年至2003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累計達1萬多億元，其中近三年累計達9100多億元”。國土資源部數據顯示，2004年全國土地出讓金的價款高達5894.14億元；2006年第一季度，全國土地出讓金總額更是達到了3000億元左右。
(3)企業利潤總額增速要大大高於GDP名義增速。2002年以來，隨着國有企業改革成效的逐步顯現、我國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週期帶來的能源原材料價格大幅上升，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增速大大上升，2002年至2005年增速分別高達22.21%、44.14%、43.09%和20.4%，分別要比同期名義GDP增速高出12.47、31.27、25.38和6.36個百分點。
2006年上半年，工業利潤增長超過預期，利潤增長呈加速態勢，利潤增長加快的趨勢，將很可能在三季度得以延續。上半年，全國工業實現利潤8107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8%，增幅同比上升8.9個百分點，比一季度上升6.7個百分點。另據預計，今年前三季度，工業利潤同比增幅將達到31%左右，比上半年還要提高3個百分點。
與企業利潤持續大幅增長形成明顯對照的是，企業職工工資增長緩慢，甚至幾年沒有增長。據全國總工會2005年對10個省份中的20個市(區)1000個各種所有制企業以及1萬名職工的問卷調查，2002年至2004年三年中，職工工資低於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人數佔81.8%，比上一個三年增加了28個百分點；只有當地社會平均工資一半的佔34.2%，比上一個三年增加了14.6個百分點；更有甚者，還有12.7%的職工工資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這次調查還發現，2002年至2004年三年中，港澳臺企業年均效益增長33%，而職工工資增長爲零，企業巨大的經濟效益，在職工收入上沒有一點體現。另據中國財貿、輕紡、菸草工會對天津等5個城市的紡織企業調查，90%的企業職工工資三年分文未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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