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灑脫不羈的郎鹹平宣稱自己要做“經濟學界的謝霆鋒”一樣,餘秋雨先生也可謂是當今國內文化圈的“超級明星”,但其實圈裏人都知道,餘秋雨身後的“明星”纔是真明星,那就是黃梅戲表演藝術家馬蘭女士。
但自從“下嫁”了餘秋雨,馬蘭便基本從觀衆的視線裏消失了。但最近,餘先生在其博客上的一紙“真相”卻讓人大跌眼鏡。原來,“馬蘭夜奔”這場戲的背後竟有“難言之隱”——安徽黃梅戲劇團領導在玩“扣檔案、發工資、耍異己”的“人事鬥爭大法”。
此言一出,舉座皆驚,博客流量暴漲24萬,媒體也立刻跟進報道。是啊,人人都以爲“蘭室雨軒”琴瑟和諧,聲名遠播,乃爲國內第一的“才子佳人”完美組合,卻沒想到這名人身後的“鬧心事”一點也不比小百姓少。試想,大名人連“檔案”都轉不出,併爲此多年難找歸屬,豈不讓普通受盡人事刁難的“單位公民”們心裏“平衡”了點!
然而,撇開馬蘭和黃梅劇團由來已久的“糾葛”真相不談,我們在心理“平衡”之外是否也會有一種蒼涼呢?“檔案”是否那麼重要就不必說了,因爲沒有市場經濟,那一卷紙的價值便無異於你的“戶口” ,但如今,沒了檔案的“馬蘭們”照樣可以活得滋潤。但是,類似如此的“馬蘭出走”現象暴露出的“地區人才外流”問題卻值得全社會深思。
衆所周知,安徽是人口大省,更是文化大省,不僅有黃梅戲這樣國人喜愛的劇種,而且其地域文化造就的“徽商”也以“賈儒相融”的鮮明特色而區別於同樣著名的晉商。可以說,用“人才濟濟”、“文風鼎盛”來形容安徽是毫不爲過的。舉例而言,筆者在人大讀研時,研究生羣體中安徽人比例也可謂最高。但奇怪的是,這些安徽人才幾乎都留在了北京、上海等地,而沒有回到安徽。與此相對應的是,《安徽商報》近期報道,合肥“126類崗位緊缺人才”,其中“研究生以上學歷和具有高級職稱以上任職資格者十分緊缺”。
“出來的”不回去,“回去的”再出來,是安徽學子對待“老家”的普遍現狀。更讓人憂慮的是,即便安徽省內高校,人才也外流嚴重。一份安徽自己的統計資料顯示,“我省對高校畢業生吸納能力太弱的尷尬:江蘇、浙江、上海、廣東、山東、北京等省市,仍是接納我省畢業生的大戶。我省大量優秀人才流失嚴重,尤其是博士生和碩士生,流出率竟分別達到了78.73%和79.30%”。
爲什麼?有人說這是因爲安徽窮,留不住人才;有人說這是因爲安徽既非沿海,又非京都,所以跟不上潮流;但是,作爲一個推崇文化、盛產“文化人”的大省,有人卻把柏楊的“醬缸文化論”提出來,認爲醬缸文化造就的人才內耗纔是安徽人才市場面臨的核心問題。當然,柏楊“醬缸文化”並不單存在於安徽,只不過安徽很有代表性罷了。
近年來有一句流行詞,叫做“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似乎有了文化,經濟便能發展,但“馬蘭事件”背後的“安徽現象”卻告訴我們,有文化自然好,但要把文化轉化爲生產力,卻需要構建能吸引人才的文化。
事實上,人才外流現象並非只存在於安徽。在全國其他省份,人才流失的現象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即便是近期被頻繁曝光的北大清華,其畢業生也“出國成風”!
因此,當我們爲“馬蘭”哀嘆、爲安徽鎖眉的時候,國人豈不也該認真反省我們的文化基因、人才環境麼?爲什麼?蓋因“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大戲如何,首先需要的是“人才先行”啊。不是麼?馬蘭追隨餘先生去了,黃梅戲少了一根臺柱;“小香玉”到了山西發展,河南豫劇舞臺上便再沒了常香玉的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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