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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給上海南站城管分隊儲備人力，徐彙區城管大隊開展了6年來首次基層執法隊伍招聘，在“本科及本科以上學歷”的報名要求下，報名者中出現了三名研究生和兩名“海歸”。最終，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的碩士研究生李恆林順利通過考試，成爲徐彙區首個正規院校畢業的“碩士城管”。
碩士當城管是不是大材小用呢，能不能對城管形象有所提升呢？筆者覺得這些爭議本身就暴露了我們的從業觀念所存在的弊病，即對於如何從業，我們總是強調其對社會的利弊，而很少關注從業者本身的感覺，即使偶爾關注了，我們也大多停留於經濟的算計，而鮮有基於心理的考量。
碩士當城管可能算大材小用也可能不算，可能會提升城管形象也可能不會，但這些爭議對從業者本身並不重要，因爲無論是人才浪費還是城管形象都是一個抽象的社會問題，而從業者所關注的只是具體的個人問題，比如這一工作適不適合我，從事這一工作我會不會快樂等等。撇開這些具體而微的問題不談，而急於得出那些社會問題的答案，終極目的無非是將一種社會道德強加給從業者——碩士怎麼能當城管呢，這不是浪費教育資源嗎？這麼做本身就是一種“站着說話不腰痛的”不道德行爲，因爲從業者不必非要爲了社會道德改變自己，他們有權利只關注一己之好。
有人會說：大材小用不僅僅是浪費社會資源，對從業者自己也不好啊。如果單向度的以經濟邏輯審視可能的確如此，一個上海交大的碩士完全有能力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而不是月薪2500元的城市管理人員。然而，工作從來都不是單純的創富過程，而是夾雜着個人心理、家庭背景、地理環境等諸多因素的。找工作常常是更接近於一種“唯心”而非“唯物”的行爲，因而在評判碩士當城管之時我們決不可以僅僅囿於經濟算計，而必須綜合各種因素進行綜合考量，待遇高低與工作好壞並沒有必然聯繫。順着這個邏輯，只要交大碩士李恆林自己樂意當城管，一切的指斥都應停止。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說，一個社會中最珍貴的東西是自由，“發展可以看作是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按道理，隨着學歷的提升與能力的發展，一個人的擇業自由是越來越大的，一個文盲可能只能從事體力勞動，而一個碩士既能從事體力勞動也能從事腦力勞動。可事實似乎不是如此，一個碩士只能從事那些“大材不小用”的工作，否則就會遭到輿論的非議，家庭的責難，一種囿於經濟的算計正在將高學歷者的自由一步步削減。發展竟然縮小了人們享有的自由，我覺得這也是讓人遺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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