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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27日上午，患者劉東生被推進湖南省衡陽市南華附一醫院的手術室，由於醫院要求交的錢仍沒有到位，醫生停做手術。等到上午11時許，錢終於送到了醫院，但這時醫生說麻醉已經過了，決定改日再做。2004年3月29日上午，手術再一次在全麻的情況下進行。這次手術過後，劉東生出現了很異常的情況。劉妻認爲，在短時間內兩次麻醉，可能就是導致他出現異常狀況的原因。
無獨有偶，去年多家媒體披露了昆明市馬街市民李源的遭遇：原本只需花幾百元錢的手術，卻因爲醫生在手術檯上不斷與他講價錢，最後花了2000多元錢。
治病救人是醫生的天職，也是醫生數千年來受到尊敬的原因之一。僅僅因爲錢暫時沒有到位就叫停手術，或者在手術檯上以談價要挾患者，顯出的分明就是冷血的一面。手術講究全神貫注，倘若醫生一心向錢，他還能夠全身心地進入狀態嗎？一旦失手，帶給病人的將是怎樣的痛苦和不幸？
醫德淪喪的現狀是許多人的切身感受，爲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筆者認爲，這與衛生監管部門治醫不嚴有關。歷史告訴我們，人的自覺永遠是靠不住的，必須依靠制度的監督力量來規範人們的行爲，使人們對法律和道德保持足夠的敬畏之心，自覺遵守法律，遵守道德底線。這種制度制約作用，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顯得尤其重要。金錢給人們的人生觀帶來了巨大沖擊，各個行業的道德底線都面臨着考驗，只有監管者充分發揮監督職責，才能促使醫務工作者嚴守醫德。
但是，監管部門並未能發揮好監管職能。以久治不愈的“紅包”爲例，8月9日，北京市衛生局治理商業賄賂領導小組負責人稱，個別媒體將“紅包”誤以爲商業賄賂，這是不準確的，“紅包”與商業賄賂是不同性質的問題。可以想象，倘若默認“紅包”不屬受賄這一說法大行其道，那麼，無疑將對收受乃至索取“紅包”者造成錯覺，使他們更加肆無忌憚和變本加厲收受“紅包”———這又必然會導致醫務人員道德水準的降低。
所幸的是，8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長裴顯鼎在“反商業賄賂高峯論壇”上做專題發言時說，國有醫院普通醫生利用處方權收取藥商回扣的行爲，屬於“從事公務”，以受賄罪論處是沒有任何疑義的。裴顯鼎副庭長的表態，雖然糾正了“紅包”不屬商業賄賂的錯誤論調，但衛生部門的表態所導致的不良影響卻難以消除殆盡。因爲，在“紅包”不屬商業賄賂的表態背後，其實透露出一種對醫務人員的袒護態度，醫生難道會讀不出來？
如果說醫療費用居高不下，衛生部門至今拿不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還有情可原的話，那麼，如果連大藥方、“紅包”等基本的醫德問題也解決不了，就令人費解了。衛生監管部門的不作爲乃至袒護，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醫德的惡化，也加劇了醫患矛盾。
必須認識到，不僅居高不下的醫療費用正成爲一個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大藥方、“紅包”等醫德問題所導致的醫患矛盾，也正在成爲一個新的社會問題。人們希望得到的，不再是衛生監管部門的辯解，而是完善制度，狠下決心，嚴厲懲處不良醫務人員的行爲———這或許是目前挽救醫德的最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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