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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祕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
會議着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於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把失敗原因歸之於反動力量的強大，而不承認主要是由於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造成的。接着，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接着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並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今後在軍事上應採取的方針。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也相繼發言，不同意博古的總結報告，同意毛澤東、張聞天提出的意見。會議最後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然後發到支部討論。
會後，張聞天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簡稱遵義會議決議)。這個決議，在中共中央離開遵義到達雲南扎西(今威信)縣境後召開的會議上正式通過。決議明確指出，博古、李德以單純防禦路線代替了決戰防禦，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是第五次“圍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決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等在領導紅軍長期作戰中形成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
遵義會議還制定了紅軍爾後的任務和戰略方針。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會後，又根據敵情的變化，決定中央紅軍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並決定取消“三人團”，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爲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隨後，進一步調整了中央領導機構。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爲總書記)；以毛澤東爲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苟壩一帶，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爲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是在緊急的戰爭形勢下召開的，沒有全面地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而是集中地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的航船終於有了一位能駕馭其進程的舵手！這些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繫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爲核心的黨中央，制定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屢遭挫折的紅軍從此有了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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