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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一名婦女在寧波市某文化園裡賣水果，城管隊員發現後欲當場沒收水果。婦女不讓，雙方發生激烈爭執。在爭執中水果散落一地。
城管隊員離開後，圍觀群眾幫助這名婦女撿水果。
小商販：我們只為謀生
●『公安管壞人、工商管富人，為啥城管專管我們窮人，還這麼狠？』
北京，晚上7點。在達官營公交站過街天橋上，記者遇見了剛把襪子攤擺好的王大媽。說到城管，她眼睛濕了：『家裡確實太難了。我是個工人，倆孩子都在上大學，單位那點兒工資哪夠？只能靠每晚擺攤補些家用。要是碰上那幫人，就倒大霉了。和明搶沒啥兩樣，東西丟了不說，半個月工資都得搭進去。』
一旁賣書的小伙子接話道：『現在不是流傳「公安管壞人、工商管富人、城管管窮人」這種說法嘛，城管執法對象都是像我們這樣的低收入者和失業人員，我掙這點錢，只是維持最基本的生活。』小伙子不明白，偷稅漏稅的大款那麼多，為啥城管部門偏對他們這些弱勢群體管得嚴，下手狠。
小商販們的東西被城管收繳後，還能要得回來嗎？李大爺老兩口都沒有退休金，他們在八裡莊擺攤賣雜貨，問他敢不敢跟城管往回要東西，大爺把頭搖得像撥浪鼓。『想都別想，可別再找麻煩了。我倆年齡大了，經不起折騰。』李大媽在一旁輕聲說：『頭回被繳，我們也去找了，可人家不受理，還追著我們要罰款。』
楊師傅在地鐵口蹬三輪車，車被繳了好幾次。『繳就繳了吧，半個月的活兒白乾。我不會去要車的，就我那車，還不夠打點的呢。』
記者隨機采訪了30戶小商販，有25戶曾嘗試過，只有3個人要回了東西，卻也著實花了些錢。李大爺和楊師傅都不明白，單是收繳物品對於城市管理又能起到啥作用？
市民：小攤點很方便
●小商販們方便了百姓生活，居民支持率高
『當然方便生活啦。』朱女士家住北京通州梨園，談到小攤點，她感觸頗多：『像我這樣家住通州，生活配套設施不如市區，有時候想出門買點水果什麼的都得走好長一段路，要是晚上，就更不方便。有了流動小攤點，不僅方便了生活，還為小區增添了人氣，挺好的呀。』
小姚是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的學生，提起公寓門口街道兩旁的小攤位，她贊不絕口。『我們宿捨門口道路兩旁的攤點應有盡有，食品攤、水果攤、日用品攤、書本攤，東西都非常便宜，符合學生消費水准。』
劉老伯特別懷念六七年前家門口每逢早晚就格外熱鬧的小攤點。『早晨有賣菜、賣水果的，又新鮮又便宜。晚上擺攤的更多，賣衣服賣吃的，還有老太太來賣自己納的布鞋，即使不買什麼，去逛逛也很有意思。』在他看來，現在沒有小攤，既不方便也沒有人氣。
在受訪的50名居民用戶中，有45名用戶表示支持小商販在符合有關法規的前提下營業。在許多老百姓看來，游走於大街小巷的商販所經營的大多是蔬菜、水果、簡單日用品等，他們之所以長期存在，是因為他們滿足或方便了市民的需求。
對於目前城管執法的方式與效果，絕大多數受訪居民持反對與疑惑態度。有人表示，城管執法出發點可能沒錯，但方式方法欠妥帖，也沒有成效。有的人則激烈反對：『打人、砸車、搶東西，太粗暴了！』多數人對受到城管驅趕的小商販表示同情：『挺不容易的，掙點小錢維持生活，城裡人應該包容些，即使管也不能動手呀！』
專家：重在疏導
●不僅要法制，還需善治，和諧社會要有『人情味兒』，對弱勢群體謀生應降低門檻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孝正認為，城管人員對流動商販『窮追猛打』的做法，與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的背道而馳。『不會有哪個白領願意到街邊擺攤，除了城市下崗工人，就是進城的農民，總之是社會的邊緣弱勢群體。他們寧可遭辱罵、挨打挨砸也堅持「打游擊」，多半是為了生計。』
『我們應該承認貧富差距，並且有包容心、同情心。即使在世界上最發達、最現代化的城市，也沒有消滅城市街頭的攤販和流浪者。無論是紐約還是巴黎，都有小攤販、集市、夜市、周末市場和跳蚤市場，給城市個體經營者謀生創造條件。』
放松對小商販的管理，會不會導致偷稅漏稅呢？周教授指出，從國家稅收的整體情況來看，這個經營群體提供的稅額微不足道。『而且征稅是有成本的，以前我們做過一個調查，在農貿市場每征一塊錢的稅，相應地需要拿出一塊錢的征繳管理費用。與其從他們身上征點小錢兒，還不如多抓幾條「大蛀蟲」！』
流動商販是城市商業的『末梢神經』，是城市活力的體現。對他們的管理，重在『疏導』，而非『堵死』。周教授指出，首先要降低他們的從業門檻。其次，要為他們提供一些場所，國外有很多自由市場每天只收一兩元的管理費，值得學習；再次，要完善法律法規，小商販們要依法經營，城管人員也需依法執政。
『咱中國的老百姓是很容易知足的。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政府在做一些決策時，不僅要注意法治，還得強調善治，要以人為本，惟其如此，纔能縮短與「和諧社會」的差距。』周教授最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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