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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前的10月16日夜晚，寧靜的贛南於都河兩岸，突然出現了大隊人馬——以越過於都河爲標誌，中央紅軍的長征開始了。
70年間，滄海桑田，世事鉅變。但70年前那支用腳板丈量信念的工農隊伍，以及他們在千難萬險的征途中所創造出的長征精神、長征意志，卻早已如刀劈斧削般，鐫刻在了一個民族的記憶深處。
嬌弱之軀鋼鐵之氣
向玉文，作爲天津健在的真正走過雪山草地的女紅軍之一，如今的身體狀況、生活條件怎樣？昨日，記者敲開了老人位於氣象臺路某小區的家門。門一開，向老立刻出來迎接，她一米六左右的身高，沒有駝背，看上去很精神。
向玉文，女，1918年生於四川省通江縣鐵佛區跑馬鄉杜口村一個貧農家庭。三四歲時，母親得了重病，在飢寒交迫中過早去世了。雖然是女孩子，可是爲了維持生計，向玉文從小跟着父親到處做苦工。因爲年小體弱，幹不了重活，僱主每頓飯只給她吃半個飯糰。
1930年初，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西征，轉戰2500餘公里到達川陝邊區。1933年冬，紅軍招兵的時候，向玉文毅然報名參軍，那時她年僅15歲。部隊看她年齡小，便把她派到總醫院做衛生員。
1936年2月，紅四方面軍開始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隨着山勢的增高，隊伍變得稀稀拉拉，斷斷續續。”向玉文的記憶中，當時正是寒冬季節，山上風雪交加，天寒地凍。“我們身上少衣，肚中沒食，頭疼缺氧。肚子餓得受不了，就從已經乾癟的乾糧袋裏抓一小把炒米，就着雪放在嘴裏嚼。身體凍僵了，也要慢慢爬，就怕永遠‘睡’在雪山上了。”
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在西康甘孜會師後，開始揮師北上，三過草地。“到處都是幾米深的沼澤坑，一不小心就會掉進去爬不上來。”向玉文在回憶中說，第一次過草地時還有少許炒米和野菜充飢。第二次炒米沒了，野菜也吃光了，肚子餓得難受極了就扒草根嚼，找蹄坑裏的馬尿喝。長征結束時，原本102斤重的向玉文，僅剩了79斤。
長征勝利後，隨着丈夫的工作調動，1951年向玉文到天津從事幼教工作，離休前任和平保育院院長。採訪中，她的大兒子說：“媽媽從不喜歡炫耀自己的功勞，覺得那是應該的，只有到部隊或學校做報告時，纔會回首往事，講述紅軍長征的艱苦故事。她生病住院總是打完針就回到家中，她說自己是老紅軍能爲國家節約一點算一點。”實習記者尹鵬攝影記者蘭飛
向玉文女，1918年生於四川省通江縣，1933年參加紅四方面軍。長征時在紅四方面軍總醫院當衛生員、班長。到延安後在中央軍委九局衛生所工作，直到1950年。
戎馬一生簡單幸福
劉樹森男，四川省通縣人，1919年出生，1933年參加紅四方面軍。1935年5月隨紅四方面軍長征。1936年10月22日，在甘肅會寧紅一、二、四方面軍會師，長征勝利結束。
原定早上9點在開封道港務局老幹部處採訪，差5分鐘9點，記者趕到時，劉樹森老人已經在那裏等着了。這位老人已經87歲，卻絲毫不顯拖沓，端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一副精神矍鑠的樣子。可以看出，青少年時期的戎馬經歷給老人帶來的是一生的精氣神兒。
劉樹森是位老革命。1933年，只有14歲的他，在原籍四川省渠縣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走上革命生涯，15歲即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開始了二萬五千里長徵。當時，劉樹森是紅四方面軍裏的一個“紅小鬼”。
說起長征，老人記憶最深的是米袋子。那是用布縫製而成的，斜挎在身上，每人一個，可以裝四五斤糧食。老人說，在有關文學作品裏面，米袋子裏裝得最多的是炒麪。而在南方，吃得最多的是米。他們就把米飯炒幹了，裝在米袋子裏。紅軍走到哪兒帶到哪兒，情況緊急時，不用炊事員，就可以充飢。老人動情地說：“通常情況下，米袋子裏的炒米都能保證供應，但是也有例外，比如第二次過草地竟然走了一個多月，斷糧的時候經常出現，只能大夥兒互相接濟，再有就是吃野菜充飢。”劉老告訴記者，過雪山時，零下幾十度的低溫，戰士們仍然只穿着那身單薄的軍裝，吃不飽，穿不暖，還要堅持行軍。老人記得過河時不管多麼急的河流，都得趟水過去。戰士們手拉着手，稍有鬆懈，就會被湍急的水流沖走。到長征結束，很多同志都因此犧牲了。說到這裏，老人默默地沉思了半晌……
劉樹森老人說：“長征雖然苦，雖然艱難，但是沒有長征的勝利，就沒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現在是享福了。其實，所謂享福，是針對那些犧牲了的戰友們說的。”經過了槍林彈雨，老人對幸福的定義原來就是如此的簡單。
戰友長眠長征路上
馬連理男，1919年生於陝西省寧強縣。1934年參加紅軍。隨紅四方面軍31軍長征，沿途翻越了五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越十條江河，三過草地。
耄耋老人馬連理，離休前曾任南開區人大常委會主任，今年已87歲高齡。對於馬老先生而言，長征對他有着頗不尋常的意義，那是一段深刻、生動、令他終身難忘的歷史。原因就是，他曾親身征服過空氣稀薄的冰山雪嶺，穿越過渺無人煙的沼澤。
談起當年長征的經歷，15歲參軍的馬連理老人，至今仍心潮澎湃：“當年長征，紅軍所經歷的艱難困苦是世界罕見的”。馬老回憶，長征時他所在的紅四方面軍走的是海拔4000多米高的夾金山。夾金山被當地老百姓稱作神山，意思是除了神仙連鳥也飛不過去。當時馬老他們穿的是單衣單褲，光着腳穿草鞋。山上氣候變幻萬千，一會兒晴空萬里豔陽高照，一會兒又大風颳得人都不能站穩。雨雪同時來是常事，身上又溼又冷的衣服只能期盼太陽出來曬乾。其間，越往上走空氣越稀薄，憋得人喘不過氣來，渾身無力卻又不敢停歇。爲了不讓身體不好的戰士停下來，大家乾脆互相攙扶着向前移動。不過儘管如此，還有的戰士因爲走不動了，就這樣長眠在雪山上了。
“要說爬雪山最大的困難來自‘天上’，那過草地最大的難題就是‘地上’。”長征中，草地裏河溝交錯，沼澤里根本找不着路。瀝水淤積的黑色死水，不僅散發着臭氣，更時常把戰友拉進其中。起初見有戰友陷下去，大家就拼命地拉，結果許多人就一同陷下去，搶救不及時就會送命。
長征是最寶貴財富
彭桂生男，江西贛縣人，1918年生，1932年參加革命工作。解放戰爭時期曾任冀東軍區司令部直屬特派員、秦皇島警備團政委等職。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這氣勢磅礴的毛主席詩詞，不知曾讓多少人爲之激動慨嘆。但是，在和平年代中成長的人們有誰能說清，真正的長征是什麼樣，投身長征的紅軍戰士如何度過那缺衣少食的艱難歲月，長征給經歷過它的人留下了怎樣的精神財富……記者安穎攝影記者杜海
昨日上午，在老紅軍、曾身爲天津市一輕局副局長的彭桂生老人家中，跟隨彭老的講述，記者走入了那段艱難困苦的烽火歲月。
14歲的小紅軍長征隊伍裏的宣傳員
彭桂生老人笑容慈祥、精神矍鑠，看上去一點兒都不像已經88歲高齡了。“我14歲參軍，16歲就跟隨長征隊伍離開了家。”彭老說，參軍前他和母親相依爲命，在他14歲那年，家鄉來了紅軍隊伍，一天他對一名正在寫標語的紅軍戰士提出了參軍的想法，立即得到了鼓勵，於是，他從此成了一名“紅小鬼”，由於年齡小，被安排當上勤務員。
在彭桂生16歲時，紅軍開始了長征。作爲紅一方面軍的一員，彭桂生告別母親，離開了江西贛縣江口鄉，踏上了長征的道路。在隊伍中，他的工作從勤務員變成了宣傳員。“我們宣傳隊共有31個人，我們要走在大隊伍的前面，一路唱歌、演講、寫標語，鼓舞士氣。”
就這樣，長征成了彭桂生的“大學”，他在這所學校裏學會了寫字、唱歌，學會了吃苦耐勞，在一次對敵作戰中，他還成功地通過“喊話”，使敵人繳械投降。
馬背上的紅小鬼難忘戰友互助情
彭老告訴記者，當時，長征隊伍中都是20歲左右的青年人，16歲的他跟隨隊伍前進時總會感覺吃力。但是，隊伍中的互助友愛之情卻時時溫暖着他的心，讓他終生難忘。“那是一位姓周的團長，廣西人。他總是讓我騎在他的馬背上，他自己在後面拉着馬尾巴走。”彭老說，長征的時候，連續24小時走路是常事，還要和敵人作戰，但周團長從來沒有疏忽過他，每次打仗之前，都會將他託付給馬伕，囑咐馬伕要好好照顧他……彭老緩緩地訴說着，眼中閃爍着溫柔的光輝：“後來他調任政委，我去做了衛生員，到現在多少年都沒再見過。”
守紀的紅軍善良的百姓
彭老說，長征路是寂寞而艱苦的，爲了保存實力，躲避敵人的追擊，大部隊被迫選擇人跡罕至的小路，經常走上好久都見不到附近的百姓。但是，部隊領導始終都叮囑大家要遵守紀律，不讓百姓受到驚嚇和傷害。
彭老回憶說，大部隊剛剛勝利翻過夾金山，就看到山下有一個小村子，村裏住的都是少數民族的百姓，很多不瞭解情況的百姓見到有部隊來了，便拉家帶口躲進附近的山裏。於是，宣傳隊在村子裏帶頭搞宣傳，不進百姓的屋子，不動百姓的糧食，到了晚上，戰士們也僅僅是露宿在百姓家門口。很多百姓見紅軍隊伍很講紀律，便從山裏回到了家，給戰士們做飯吃，還將在戰鬥中受傷的戰士接到家中休養。此後，紅軍戰士又帶領百姓們在村子中打擊土豪和地主，把土地和糧食分給大家，很快就得到了百姓們的擁護，紅軍隊伍離開的時候，很多百姓都捨不得他們走。
“他們都是善良的百姓，沒有他們的支持，也不會有長征的勝利，可是他們叫什麼名字，到底住在哪個山村，我們誰都記不清了。”彭老輕輕嘆了口氣。
多年離家鬧革命虧欠親愛的媽媽
彭老頓了頓，轉移了話題，說起自己的母親。當兵前，他和母親相依爲命，隨部隊離開家鄉時，他的母親百般不捨。可是，彭桂生當兵一走就是十幾年，解放後，他第一次返回家鄉時，年邁的母親抱着他高興得老淚縱橫。由於工作原因，彭桂生在母親身邊陪伴了一些日子就返回了單位，直到老人去世都沒有再回去。時至今日，經歷了數不清戰爭洗禮的彭桂生深感虧欠的，始終是自己的母親。
“受傷不苦，它鍛鍊人堅強的意志。長征不苦，它是我最寶貴的人生財富。勝利不易，後人應該珍惜。”彭老的語氣中充滿了經歷人生大風雨後的坦然和睿智。
四分之三世紀的烙印
王永亮男，1916年出生在河南省光山縣。1931年15歲時，參軍開始革命。
“永亮永亮，永遠發光；雪山草地，走過3趟；7次負傷，不下戰場；爲了抗日，灑淚換裝；東渡黃河，轉戰太行；首戰日寇，焚燒機場；百團大戰，戰績輝煌；解放戰爭，重上戰場；服從組織，離休不休；理論小組，刻苦學習；傳統教育，隨叫隨到；黨員本色，是我榜樣；九十大壽，笑迎百歲。”
——王永亮同志90歲大壽紀念
這是一首老戰友送給王老的大壽紀念詩，可以說記錄了王老一生的崢嶸歲月，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週年之際，記者面對面採訪了天津市機械局離休老幹部、今年90歲的老紅軍王永亮老人，聽他講述了3次過草地、兩次翻雪山的長征故事……
傷痕伴隨老人一生
見證艱苦崢嶸歲月
約王老見面的那天上午，老人正好被邀請參加天塔街老兵驛站的座談會，十幾位老兵會聚一堂，平均年齡超過80歲，而90歲的王老則是其中的老大哥，最受人尊敬。守時的王老到得最早，座談會約在9點開始，而他提前10分鐘便到場了，等待大家。
“姑娘，你得坐到我左邊來，我這右耳朵不好使，聽不見。”這是老人對記者說的第一句話。後來的談話中，記者才知道，面前的王老的革命生涯可謂是九死一生，身上一共有7處傷，最嚴重的就是他的右耳。第四次反“圍剿”過草地時，敵人的200架飛機輪番轟炸，炸彈的彈片正好打在王老右邊的頭上，鮮血直流，從那時起，王老的右耳就再也聽不見了。
“能活下來，真的很不容易啊。”說着，王老又給記者看了他身上的其他幾處傷痕，還有那雙因爲爬雪山而凍得到現在還是偏紫色的手，從長征時的不到20歲到現在的90歲，傷痕幾乎伴隨了老人的一生，也見證了那段艱苦而崢嶸的歲月。
一個棒子粒含半天
三天兩夜吃倆土豆
座談會結束後，記者要求去王老家中看看，老人欣然應允。王老住的是一套二室一廳的偏單，老人的大兒子因爲身體不好已經去世，孝順的大兒媳沒有再嫁，一直與老人住在一起，照顧着老人的起居。坐定之後，老人開始給記者講述長征的故事，兒媳坐在旁邊靜靜地聽着，還不時插進幾句話來：“爸爸的故事我聽過很多次，現在也許講得比他還清楚呢。在家沒事的時候，我們爺倆兒就坐在一塊兒聊以前的事兒，老爺子怎麼說都不膩。”
老人的口音雖然比較重，但思路非常清晰，他拿出了隨身帶着的小本子，打開，慢慢地回憶起來。“紅軍不怕遠征難，難不難，確實難！怕不怕，不怕！怕就沒有今天了。”老人的本子上寫着這樣一段話。
整個長征中，王老都在紅四方面軍31軍醫院做看護長。在老人的記憶裏，他們曾經在一天一夜的時間裏急行軍170公里，在深寒的11月裏來回過了72道河；在老人的記憶裏，他們曾在三天兩夜的時間裏，只吃過兩個土豆充飢，爲了給第二天留下食物，一個棒子粒，老人含在嘴裏半天，愣沒捨得嚼了嚥下去；在老人的記憶裏，半天的時間裏，他親眼目睹了兩位團長先後犧牲，到現在，他還清楚地記得他們的名字：吳雲山、林維權；在老人的記憶裏，他們曾經護送十幾名重傷員到村子裏治傷，爲了趕上大部隊，他們給每名傷員留下15塊大洋，不得不捨棄他們而去趕路。老人說，他們走時，傷員們哭得特慘。“你們不要我們了嗎？”這句話，老人至今都記得清清楚楚，因爲在當時，他也是哭着跑走的……
老人的故事可以說上一天一夜，他的故事，幾乎可以濃縮爲中國半個多世紀的歷史……
參軍19年後回家鄉
媽媽舉燈看他一夜
不久前，王老剛剛過完90歲大壽，而他參加革命的歷史，算起來已經有四分之三個世紀了。
1916年，王老出生在河南省光山縣，1931年15歲時，就參軍鬧革命了。王老的家是革命之家，家中兄弟4個，3個都加入了紅軍。而這一切，在當時自然引起了地主及其他反革命勢力的仇恨。就在他參軍後不久，當村長的父親就慘死在敵人手中，算上後來犧牲的兩個哥哥，王老一家共有7人爲革命獻身。當然，這些是王老在後來與家人的通信中才得知的。提到親人，王老的眼中閃着不易讓人察覺的淚光。
老人的兒媳給記者講了一個故事：直到1950年，王老纔有機會回到闊別19年的河南老家。此時的家中只剩下年邁的老母親，見到眼前這個30多歲、蓄着鬍鬚的男子，老母親根本沒認出這就是自己的兒子，因爲他離家時才15歲。其實，與其說不認得，不如說根本不敢相信兒子還能在那樣的環境中活下來。到家頭一天，王老一覺睡醒，發現老母親還舉着個燈，眼睛一直盯着他看。“她是不敢相信啊，就這麼生生地看了一夜。”
艱苦的長征是大家與小家的權衡，是大情與小情的矛盾，而無數的勇士們，選擇了大家與大情，成就了那段歲月與新中國的誕生。
長征面孔津城健在部分老紅軍
爲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週年，在天津市委組織部、老幹部局的指導和幫助下，由市延安精神研究會牽頭、天津師大新聞傳播學院組織實施，對尚健在的、經過長征的部分老紅軍進行了採訪。由於各種原因，可能有遺漏或不準確之處，尚請諒解。(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國華男，1918年生於四川省通江縣。1934年參加紅軍。1935年隨紅四方面軍供給部長征。
牛德仁男，陝西省子州縣人。1917年生，1934年參加紅四方面軍。
邢雲武男，湖南石門縣人。1908年生，1935年9月參加革命工作。隨紅二方面軍長征。
向長青男，1913年生於四川省，1933年參加紅四方面軍。
吳邦文男，四川省巴中縣人，生於1916年，1933年1月參加紅四方面軍。長征前及長征途中在被服廠工作，精心鑽研縫紉技術，長征結束後當過絲毛溯、電話兵，給彭總裝過電話。
李先元男，四川省平昌縣人，1920年生，1933年參加紅四方面軍。
李盛禮男，1916年生於江西省永新縣。1930年，僅14歲時參加紅一方面軍。經歷了五次反“圍剿”的戰鬥洗禮。
宋廷連男，四川省宣漢縣人，1913年生，1933年參加紅軍。
張連鬆男，江西省瑞金人，1915年生，1934年參加紅軍。長征途中任團部通訊員，不怕辛苦、不避艱險，靠自己的雙腳往返傳達命令。
張步德男，1912年5月生於福建長汀。1933年參加紅軍。參加過中央蘇區第四、第五次反“圍剿”戰役。
張繼成男，1914年生於湖北省大悟縣一個貧苦家庭，9歲時父母患病，無錢醫治，雙雙去世。1929年參加紅軍。
範自祥男，湖南省澧縣人，1912年生，1935年參加紅軍。曾榮獲西北軍政委員會頒發的“人民功臣”獎章、“獨立自由勳章”。
林壽清男，福建省龍巖縣人，1913年生，1929年參加革命工作。曾任朱德總司令警衛員。他在長征路上、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曾多次負傷。
胡德法男，河南省固始縣人，1912年生，1931年參加革命工作。
徐荷蓮女，四川省通江縣人，1922年生，1933年參加革命工作。1933年至1934年在四川省委劇團、紅軍總醫院劇團當演員。1935年隨紅四方面軍長征，做演員、護士。1937年至1947年在延安工農學校任護士長。
黃培助男，1918年生於四川省遂寧縣一個佃戶家庭。1933年參加革命工作。
翟海清男，四川省人，1917年生，1936年參加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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