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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週刊載文稱，一些地方城市建設中出現不好的苗頭，即在城中心繁華地段建立高檔社區，而將低收入者通過各種方式遷到城郊。專家指出，要謹防發達國家貧富分區惡果。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陸銘和天津市國土與房地產管理局局長吳延龍等多位專家表示，中國正處在市場轉型、收入分化和社會分層不斷加深的發展階段，居住區的分割也正在逐漸加強，政府需要在不違背市場規律的條件下，對上述現象保持高度的警覺，並採取適當的政策控制居住區分割的負面影響。
孫立平認爲，在居住區分割的狀態下，平民社區的居民之間持續地相互影響，使得這些社區非常可能產生持續的失業、貧困和犯罪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對於全社會來說都具有非常強的負面效應，也很難通過政府政策去治理。在世界上很多國家或地區出現的難以根治的“貧民窟”現象，就是在居住區不斷分割過程中形成的，一旦問題嚴重到產生大面積的“貧民窟”，整個社會將爲之付出沉重的代價。
陸銘介紹說，近幾年，法國政府正在推行一項城區更新計劃，爲的是改正35年前法國在經濟高速發展中匆忙建設所犯下的錯誤。這項計劃的目的有兩個，一是住宅的不同社會層次的摻雜和融合，不再人爲地分割富人區和窮人區，讓他們生活在共同的氛圍內；二是一個街區裏多種多樣的經濟文化生活的融合，包括重新引進學校和一些傳統店鋪等。
發達國家走過的彎路似乎沒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吳延龍說，近幾年來，一些地方城市建設中出現不好的苗頭，即在城中心繁華地段建立高檔社區，而將低收入者通過各種方式遷到城郊。這會增加低收入者的生活成本，讓他們在交通等方面多支付許多，一些普通民衆甚至由此失去謀生機會。
專家建議，政府可以通過“大混居、小聚居”的模式促使不同階層的共處，即在一個較大的區域中實現混合居住，其中又能體現一定的分區和距離。這種模式的好處是，既可以促進階層間的接觸和交往，防止教育、商業和環境等公共資源的過分不合理分佈，也可以使不同階層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
孫立平指出，從一定意義上講，混居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既有利於減輕階層之間的隔離，又有利於分享公共資源，還有利於增加低收入者的就業機會和社會資本。在一個城市中，有大戶、高收入的人羣，也應有一部分收入比較低的，如管家、保姆、司機，爲高收入者服務。這樣的社區纔是完整和可以良性循環的，才能形成一個良性的居住系統。
如何解決好低收入階層支付較高社區居住成本的問題，有關專家建議，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要向普通居民區傾斜。如可以適當地給予低收入家庭以票證補貼，讓他們更加有能力獲取優質的公共品服務。這些公共物品包括道路、公共衛生設施、商業和服務業、學校、文化娛樂設施等。政府的公共物品特別是社會福利的開支應當更多向普通社區傾斜，以縮小不同居住區在“公共消費”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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