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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來越龐大的考公務員隊伍中，應屆畢業的博士生成爲數量迅速增長的一族。包括清華、北大、社科院、人大等名牌高校在內，考公務員成了博士生的一個普遍選項，在那些從校門到校門的年輕博士生中，未報名者成了稀有動物。
我堅定地認爲，這不是好事。這種現象至少說明了兩點:當公務員總的來說利益巨大，對博士生們有莫大的吸引力；博士學位比較好拿，因此博士生們纔會不顧機會成本與年齡劣勢(本來就差異不大)，甘願與碩士生、本科生、大專生同場競爭。
有人會說，公務員收入並不高，許多人考公務員是盲目跟風。這不是事實。在中國現階段，工資常常不是收入的主體，獎金、灰色收入、福利待遇等等纔是收入的主要來源，加上出國、培訓、晉升等方面的好處，使得公務員成了香餑餑。畢竟，博士的就業形勢總體上要好於學位較低者，處在高速擴張中的地方高校對博士幾乎是有求必應。對國人來說，當高校教師也是個不錯的選擇，但博士一族則紛紛意識到，當公務員是更好的選擇，也勝過了上外企、到大公司，別的出路更不必提了。
這是好事麼？顯然不是。學而優則仕是我們在農業經濟時代的傳統，但長期奉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與“官本位”的結果是中國錯過了工業化、城市化的全球第一波，進而造成了中國近代的痛苦經歷。博士考公務員熱很可能彰顯了一種社會現象:官本位的復甦。這纔是值得警惕的，因爲這將妨礙我們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而可能影響到中華民族的復興進程。
博士學位好拿的現象同樣值得深思。每年招生5萬多使得中國在校博士生數量已經名列世界前茅，但中國博士的質量卻難說達到了同樣的程度。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因爲中國恢復研究生培養制度才20來年，歐美國家則經歷了逾百年的歷史，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高級人才培養制度。
以美國爲例，整個博士階段，理工科通常是3-4年，人文與社會科學5-15年不等，通常爲7年左右。每個人都有一個由3-5專家組成的指導委員會，按一定程序對博士生的學習進行指導和檢查。在學期間發表文章與否並不重要，學位論文是關鍵，達不到要求者不能畢業。整個制度設計體現寬進嚴出的特點，培養出來的人才質量比較高。美國科學發達、學術研究水平高與此有相當的關係。
反觀中國，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博士生的學制偏短，無論是文科、理科還是工科，也無論是否跨專業報考，一般都是3年畢業，總體上延續本科、碩士階段“嚴進寬出”的特點。博士培養制度的設計主要是爲了培養高級研究型人才，但中國目前的設計卻難以實現這一目的，通常的模式是:第一年修得規定學分中的大部分，第二年發表文章、開題、寫論文，第三年答辯、找工作。真正用於研究的時間只有大約一年時間。而對於需要賺取生活費或籌集學費的博士生而言，上述研究時間還要打折扣——大部分的時間用於與研究、學習關係不大的經濟活動，已經成家者還有家事的打擾。可見，能修完學分、發表規定數量的文章、按期拿出一篇10多萬字的學位論文已經是盡力了，學術創新對他們實在是苛求。
有必要指出，學制短、“博士好拿”也導致現有官員熱衷於獲取博士學位。由於官員們握有資源，導致具有把關作用的“嚴進”變成了“寬進”，“寬進寬出”自然不可能培養出高質量的博士。可見，這樣的官員拿的不過是“真的假文憑”，他們並沒有學到東西，卻降低了博士平均水準，損害了整個博士培養制度。
從上面的分析可知，博士考公務員熱給我們的啓發至少有兩點:
第一，政府的功能是服務，政府在市場經濟中如何提供有效服務，引導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等方面還大有工作可做。博士考公務員熱凸顯政府支配社會資源的權力太大了。雖然近年來行政改革的力度很大，但簡政放權沒有收到應有的效果，行政部門權力過大的現象越來越突出。
第二，現行博士培養制度到了改進的時候了，否則，中國在體現國家總體實力的科技水平、管理水平等方面永遠難以趕上發達國家水平。改進的辦法是:延長博士生學制，給博士生提供進行學術研究的必要物質條件，在此基礎上，把博士培養的原則從“嚴進寬出”改爲“寬進嚴出”。雖然有的高校已經開始延長博士生學制的嘗試，但整個博士培養制度的調整，靠個別高校是遠遠不夠的，教育部應該拿出設想和方案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