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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任何政治背景
11月24日，《大國崛起》在CCTV播出了最後一集，目前正在重播。
任學安的手機從播出開始，就要應付來自全國各地的電話。
作爲12集紀錄片《大國崛起》的總編導，他必須面對媒體們的採訪，他參與的這部紀錄片已成爲熱議對象，甚至是中國政治的一面鏡子。
“來自知識界、經濟界、企業界的反饋都非常好，”任學安說，“一些地方官員通過各種渠道，想盡快購買影碟。” 。
這部片子記錄了“西方列強”的崛起過程，有人稱爲“不帶意識形態”，片子描述了近代以來九個國家的發展進程，同時，任學安們也沒有忽視對中國本土的尊重。
拍攝這部片子，調動了一切可以調動的資源，在任學安列出的一長串感謝名單上，中央電視臺領導、廣電總局、各國駐中國大使館、中國駐各國大使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均列其中。
“他們調動的資源是最優秀的，”任的一個同行有些嫉妒，“畢竟是中央電視臺的一個動作，而中央電視臺又是國家級電視臺，外界當然會很關注。”
在有着靠官方媒體解讀政治信號的文化中，《大國崛起》通常會被認爲有特殊的政治意義。
11月27日下午的一個記者見面會中，幾家對政治感興趣的媒體記者同時出現，大家關心同一個問題：究竟是誰讓他們拍攝這部片子？
“沒有任何特殊政治背景，”任學安斬釘截鐵地說，“這是我們最不希望別人誤讀的地方，央視作爲全國主要文化傳播機構，應該以全球化視野關注各國發展脈絡。”
時間的標尺拉回三年前，同樣是1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組織了題爲“15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發展歷史考察”的集體學習。
第二天早晨，任學安從收音機裏聽到上述新聞，他在同名叢書《大國崛起》的後記中將其稱作“歷史的召喚”。
“我們已經不再滿足於再去拍人家的花花草草、風光、車水馬龍、高樓大廈，我們希望人民瞭解別國歷史，懂得構建和諧世界的重要性。”北京大學教授、紀錄片的學術指導錢乘旦說。
“我覺得錢教授這個說法非常好，我們需要知道他們的歷史是怎麼走過來的。”任學安表示。
中央電視臺經濟頻道總監郭振璽認爲，中國要走向世界，不僅需要GDP，還需要軟性力量，這要我們理性的思考，而“誤讀就有違我們的初衷。”
反思歷史教育
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美國，在教科書中，他們是傳統的列強，在1900年，這些國家中的大部分都參與了對中國首都北京的掠奪。
在過去三年裏，中國的國家電視臺工作人員帶着審視的眼光，拍攝了他們成爲強國的經歷，並把他們的經驗教訓介紹給自己的觀衆。
“總的來講是用比較客觀的眼光看待他們的興衰成敗，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對我們都是寶貴財富。”西部某省一位地級市的市委副書記表示。
這位地方官員更看重“播放的姿態”，“播出它的意義比片子本身的意義更重要，對公平、憲政、市場經濟等作出描述，並在央視播出，說明我們在正視這些東西。”
事實上，《大國崛起》講述的都是普通知識，但由於播出平臺特殊，它的很多方面還是引起外界注目。
這部紀錄片用四集的篇幅描述了英國和美國的崛起，英美兩國是近代西方的領跑者。
英國篇中記錄，“在莎翁的歷史劇當中，君主往往是反面角色。伊麗莎白女王，當然知道這一點，(但)她並沒有下令禁止演出莎士比亞的戲劇。”
紀錄片這樣形容女王：當莎翁劇作上映時，伊麗莎白女王就坐在舞臺對面的包廂裏看戲。
紀錄片還描寫了英國著名的“大憲章”。
1215年6月15日，約翰王與25位貴族代表艱難的談判，簽定了和平停戰宣言：《大憲章》。
《大憲章》有兩條著名條款，一是國王要宣誓“向任何人施以公正，不能剝奪他人的權利”；二是，如果法庭沒有判決，國王也不能逮捕和剝奪他人的財產。
紀錄片說，“這兩個條款表明，臣民的權利是獨立的，不是國王恩賜的，所以國王也不能剝奪它。這種長期的重申和普及，卻積累起深厚的傳統力量，將契約和法制的基本精神，注入到英國人的思想根基。”
美國篇中，華盛頓、林肯、富蘭克林·羅斯福等政治家在美國崛起中的作用以及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向壟斷資本開戰的情況都在片中有所體現。
紀錄片還表現了歷史的另一面，例如西進運動，“毫無疑問是美國曆史上充滿開拓、勇氣與冒險精神的一頁，很多歷史學家認爲，正是它，塑造了通過自我奮鬥、實現個人夢想的美國精神。”
任學安對此的解釋是，“西進運動有血腥的一面，但西進運動確實是塑造了美國精神，這些都是事實，歷史不可簡單化。”
郭振璽認爲，“沒有展現那些血腥，一是因爲人們已經知道了，二是因爲在新背景下，要有新的思維、新的判斷、新的分析。”
“過去的教科書提到西進運動，把重點放在對印第安人的驅逐上，這沒有什麼不對，因爲它符合歷史的事實，”錢乘旦說，“但西進運動還有另外一面，影響到美國後來的發展，是美國發展成大國的重要因素，這部片子把這些情況告訴了大家。”
這位教授說，“最近一段時間，社會對歷史的重視不太夠，許多常識性的東西有很多人不知道，這是不應該的。中央提出建立學習型社會，我認爲學習歷史知識也是一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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