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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經濟頻道副總監任學安
著名作家、學者麥天樞先生，八十年代曾是《中國青年報》著名記者，是當時報告文學代表性作家之一。其主要作品有《土地與土皇帝》、《西部在移民》、《愛河橫流》、《天荒》等。九十年代主要從事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主要著述有《昨天——中英鴉片戰爭》、《中國農民——關於九億人的現場筆記》、《天國猜想——認識中國的一條新路徑》等。
近日，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在中央電視臺經濟頻道播出。這一話題在各大網站論壇上引發熱議，持續不衰。該片共12集，梳理了15世紀以來在全球競爭範圍內的9個領導性國家——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美國——崛起的歷史。
據總編導任學安回憶：“2003年11月底的一個清晨，我在上班途中聽到收音機裏播報了一條新聞：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15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的發展歷史’。9大國，500年，在北京噪雜擁堵的三環路上，突然之間聽到來自遙遠浩瀚的歷史的聲音，一個念頭讓我激動不已。”
從這個“影視史學”的念頭產生之初，任學安等電視人就和文化學者麥天樞進行了溝通。後來，麥天樞作爲總策劃之一全程參與了這部紀錄片的工作。爲探尋這樣一部紀錄片的歷史政治分析框架背後更豐富的內涵，日前，本報記者對麥天樞進行了獨家專訪。
記者(以下簡稱“記”)：《大國崛起》播出以後，出現一種很有意思的傳播景象：一般認爲持不同思想觀點、在學理上相互辯難的一批學者，以及網絡上持截然不同立場的許多網友，都表現出某種興奮的情緒，認爲片子裏對這段歷史的梳理和分析很有意義。
麥天樞(以下簡稱“麥”)：人們都帶着強烈的自主願望來看這部片子，也試圖按照自己的願望來解釋這部片子。
我從網上看到的情況，也有個判斷，這裏面恐怕出現了某種錯位。很多媒體打電話來想要採訪我。有一些猜測，甚至和政治層的決策建立聯繫。這是在中國社會信息溝通還不充分的情況下，人們的一種心態。
這部片子採取側重歷史事實，而較少價值判斷的方式，導致了其中所敘述的歷史，和我們熟悉的教科書認識有所區別。這個區別造成某種緊張和興奮，總覺得是不是有點什麼。我想這就是我們這個社會脆弱的心理的一種表達。這麼大一個社會，如果因爲某部電視片而發生什麼不得了的轉折，那是小瞧和弱估了我們這個社會。我告訴他們，據我所知這部片子的出臺好像沒有什麼“背景”，要麼就是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沒有。
記：你作爲總策劃，認爲這部紀錄片最大的看點在哪兒？
麥：這個片子首先一個價值應該是，讓中國公衆建立一種基礎的人類現代社會的歷史理性。這個歷史理性就是，現代社會從哪裏來，現代社會的起源和走向是什麼。對這個事實的認識和尊重，是我們今天面對改革的一個知識基礎和理性基礎。
第二點，我非常渴望讓公衆理解“妥協”這兩個字的社會價值和理性價值。西方這些現代國家的建立，其標誌就是以理性的方式、妥協合作的方式，來探尋一種新制度，探尋社會利益分配的一種新形式。
第三點，這幾個國家的歷史不約而同提出一個課題，就是所有緊迫地希望發展的社會，都要求首先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權力。這告訴中國，不論解決什麼問題，讓現有的國家權力軟化，一定是得不償失的。
記：所以說，你們進行全球歷史觀照的出發點是中國？
麥：當然。從中國出發，要了解中國，知道當代中國社會最緊迫的需要，然後才能從汪洋大海的歷史資料中挑選出我們需要的理性營養和知識力量。
爲什麼我們希望引領中國的大衆來看西方的歷史？這些世界幾百年來文化主體的代表性國家，它裏面包含着我們今天面對的所有改革的經驗和教訓。所有開放性的對外觀看，實際上都是爲了反省自己。
記：那麼你對當下中國社會的基本判斷是什麼？
麥：中國社會發展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究竟是發展的快慢重要呢，還是發展的安全性重要？我認爲安全性是第一位的。這個安全性是不是面臨着威脅？我說懂中國歷史的人都會有一種深深的憂慮。這種憂慮是兩個原因導致的。一個原因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政治傳統、政治慣性，就是一種社會轉型爲另一種社會時，只有一種方式，就是絕對衝突的、崩潰和再建的模式，從來沒有說，轉型是通過協商的、和平的、漸進的方式實現的。不要說近百年來，就是中國社會形成以來的幾千年歷史也如此，所有的慣性和經驗都告訴我們這一點。我們最大的期望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社會的改革能夠以和平的方式、漸進的方式，化解它的主要矛盾，建立起安全的、可預期的社會秩序。
第二個問題是，改革開放越深化，跟世界的聯繫越多，社會價值的對立表面上隱藏了，骨子裏又生出來了。隨着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社會的安全度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因爲市場經濟是個秩序經濟，對社會的穩定和秩序有高度依賴性。我們的制度還待建和在建立過程中時，社會提出了一個至高無上的道德和理性目標，那就是安全。
理解了中國的社會需求是這種安全的需求、政治穩定的需求，那麼，我們在傳播上能起什麼作用呢？怎麼能滿足一下這個需求呢？我說，我對這個片子沒有別的要求，將來播了以後，中國觀衆只要能領會和學會兩個字，我們就功德圓滿了，那就是“妥協”。
《大國崛起》解說詞：
在莎士比亞的歷史劇當中，君主往往是反面角色。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當然知道這一點，她卻並沒有下令禁止演出莎士比亞的戲劇。儘管在《哈姆雷特》這樣的劇中，就有“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這樣的臺詞，但這並沒有影響伊麗莎白女王就坐在舞臺對面的包廂裏看戲。
女王的寬容，成就了莎士比亞的藝術高度，而女王的開明並不僅僅表現在對待藝術的態度上，在處理國家事務時，她也表現出高超的技巧和智慧。女王明白：權力的基礎是全體英國人組成的民族，沒有民衆的支持做後盾，王朝就沒有立身的可能。爲了獲得民衆的支持，伊麗莎白一世在強化王權的同時，恪守了祖先傳下來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傳統。
這一政治傳統，來自於一段古老的往事。
在英國實行封建制度初期，國王與貴族都很清楚自己的地位，知道按照本分自己應該擁有什麼，不應該擁有什麼。雖然沒有成文的法律，但是天長日久，國王和貴族遵照彼此間的承諾，各自履行義務、享受權利，成爲英國社會約定俗成的一種規則。
13世紀初，英格蘭出現了一位好戰卻又屢戰屢敗的國王約翰。爲了維持戰事，約翰王加緊了對市民和貴族的盤剝。他把貴族們的繼承稅上漲了100倍，兵役免除稅提高了16倍，與此同時，牛、羊、小麥的價格也都出現了成倍上漲。
約翰王的無所顧忌破壞了貴族和國王之間那個不成文的卻流傳已久的慣例，到了1215年春天，憤怒的貴族們集結起來，武裝討伐國王。理由很簡單，就是國王沒有履行他的義務，卻要求比慣例規定的更多的權力。
1215年6月15日，面臨絕路的約翰王，不得不同意與25位貴族代表舉行談判。那是一場艱難的談判，刀光劍影下，貴族代表與國王進行了整整4天的交鋒和妥協，最後，《大憲章》——這份和平停戰宣言終於簽署了。
《大憲章》裏有兩條最著名的條款，以後寫進了英國的大法，第一條就是國王要宣誓“向任何人施以公正，不能剝奪他人的權利”；另一條是，如果法庭沒有判決，國王也不能逮捕和剝奪他人的財產。這兩個條款表明，臣民的權利是獨立的，不是國王恩賜的，所以國王也不能剝奪它。
在大英圖書館的珍品展廳裏，一張黑粗泛黃的羊皮紙，靜靜地躺在玻璃板下幽暗的光影裏。這張單薄的羊皮紙，就是距今已有約八百年曆史的《大憲章》，雖然它的邊緣已經殘破，當年用羽毛筆書寫的字跡也早已模糊，卻成爲對君主權力進行限制的永久見證。
它一共只有63款，短短几千個字，卻是第一次把國王和貴族之間一直以來既約定俗成但又模糊不清的權利關係，轉化爲了明確的法律文字。從此以後，英國國王的權力不再是至高無上的，他只能在法律的限制之下行使權力。
在約翰王簽訂城下之盟後，英國的歷代君主，不斷地將《大憲章》稍加修正後繼續頒佈。幾個世紀下來，《大憲章》前前後後總共頒佈超過了40次。儘管在很多時候，《大憲章》並不被大多數英國人明確感知，但是，這種長期的重申和普及，卻積累起深厚的傳統力量，將契約和法制的基本精神，注入到英國人的思想根基。
就在《大憲章》簽訂21年之後，英國的官方文件中出現了“議會”這個詞。這個由貴族和國王的議事會轉變而來的機構，逐漸成爲依靠《大憲章》的法制原則來限制君主權力的重要力量。
伊麗莎白一世能夠給英國帶來早期的輝煌，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爲她遵守了《大憲章》的約定，維持了王權和貴族議會之間的平衡。
在伊麗莎白一世45年的治國生涯裏，這位善於協調各種關係的女王沒有濫用自己權力和威望。她終身節儉，不輕易戰爭。當王權與議會發生矛盾的時候，她總是會根據情況做出必要的讓步。在她一生中，王權的擴張始終控制在議會能夠忍受的範圍之內。這二者之間的平衡和秩序給英國帶來了一個相對穩定和寬鬆的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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